池上鄉自然與人文環境

 

第一章 地理概述

1.1 行政區位與地理座標

池上鄉位於中華民國臺灣省臺東縣之最北端，為臺東縣轄下之行政區。其行政區位隸屬臺東縣，在縣境內之相對位置處於東北部，東隔海岸山脈與東河鄉為鄰，西倚中央山脈與花蓮縣富里鄉相接，南接關山鎮，北以秀姑巒溪與花蓮縣玉里鎮為界，構成臺東縣之北界。該鄉之地理空間形狀呈南北狹長之帶狀分布，主體坐落於花東縱谷（Huadong Valley）之南段，為縱谷平原之精華區域。

 

就精確地理座標而言，池上鄉之極點座標範圍約位於東經121.12度至121.25度，北緯23.05度至23.15度之間。其東西最寬處約5公里，南北縱長約17公里，總面積依官方測量為82.6855平方公里。行政中心設於池上村之中正路，為鄉內政治、經濟與主要公共服務設施之聚集地。全鄉現行行政劃分下轄10個村，自北向南依序為：大埔村、新興村、慶豐村、萬安村、大坡村、富興村、振興村、錦園村、福原村及行政中心所在地池上村。

 

從宏觀區域結構觀之，池上鄉正處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碰撞擠壓所形成之縱谷地帶。其西側以卑南溪之上游段及一系列沖積扇與中央山脈東麓相接，地勢由西向東緩降，東側則以陡峭之海岸山脈山麓為界。此種東、西兩側均受高山脈絡夾峙之地形，明確界定出池上鄉之縱谷平原主體，亦使其成為封閉性相對較高之地理單元。邊界之劃定多依自然地形特徵：北界以秀姑巒溪主河道中心線為界；南界大致沿卑南溪支流及地形轉折處與關山鎮相接；東界沿海岸山脈之棱線延伸；西界則以中央山脈之東斜面為準。

 

歷史上，該地域之行政歸屬曾有變遷。清領時期屬臺東直隸州，日治時期初期劃歸臺東廳關山郡，後設「池上庄」，戰後於1946年改制為「池上鄉」迄今。此種行政區位之穩定性，與其獨特且完整之地理單元特性有密切關聯。

 

在更細部之空間描述上，池上鄉全境海拔高度介於200公尺至2,300公尺之間，平原區平均海拔約250公尺。平原面積約占全鄉三分之一，集中於縱谷軸線區域，其餘為山坡地與高山林地。此種地形配置深刻影響其土地利用模式，平坦之沖積平原為主要農業區與聚落發展區，山坡地則多為林地或保育區。

 

此外，池上鄉雖屬臺東縣，但其地理位置實為連接花蓮縣與臺東縣縱谷區域之交通樞紐。臺鐵臺東線（現屬臺鐵臺東段）鐵路與臺9線公路縱貫全鄉，使其成為花東縱谷南段之重要節點。此交通軸線亦大致沿地質上之縱谷斷層帶分布，進一步強化了其線性發展之空間特徵。

 

就族群分布而言，池上鄉為多元族群共居之地域，除閩南、客家及戰後新移民社群外，原住民族群以阿美族（Ami/Pangcah）與布農族（Bunun）為主。各族群之聚落分布亦與地理區位相關，阿美族部落多位於平原近山麓處，而布農族社群則多分布於較高之山坡地或山區，此分布模式反映了歷史遷徙與環境適應之結果。

 

綜上所述，池上鄉之行政區位與地理座標定義出一個以花東縱谷平原為主體，受高山環繞、以農業平原為核心、南北向延伸之封閉性較高的區域。其82.6855平方公里的總面積內，10個村里沿縱谷交通動線呈串珠狀分布，行政中心設於地理區位相對居中且發展較早之池上村。此空間結構為理解該鄉後續之環境、產業與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框架。

1.2 地形地貌

池上鄉之地形地貌，深受板塊構造運動與河流作用控制，呈現典型的縱谷地形特徵。整體地勢走向為北北東—南南西，與台灣東部區域構造線方向一致，夾處於海岸山脈（又稱台東海岸山脈，屬菲律賓海板塊之呂宋火山島弧）與中央山脈（屬歐亞大陸板塊）之間，形成「山海夾峙」之宏觀地貌格局。此一地理框架，決定了本鄉地形發育的基本空間限制與物質來源。

 

就地勢高低而言，池上鄉全境平均海拔約在250至280公尺之間，為台東縱谷北段地勢較高的區域。地形最高點並非位於兩側山脈主脊，而是位於新武呂溪（卑南溪上游主要支流）切入中央山脈所形成之沖積扇頂端區域，海拔約可達450公尺。此一特點凸顯了河流堆積地形在本鄉的主導地位。整體坡度特徵呈現自西向東、自沖積扇頂向扇緣遞減之趨勢。沖積扇主體區域之坡度平均約在0.5度至1.5度之間，屬極緩坡至緩坡，此為形成大面積連續水田的關鍵地形條件。而環繞平原周邊之丘陵與山麓地帶，坡度則急遽增加，常超過15度以上，土地利用型態轉為林地或崩塌地。

 

主要平原地形以「卑南溪沖積扇」為主體，此為全台面積最為完整且著名的沖積扇之一。沖積扇之發育，源於自中央山脈流出的新武呂溪與其支流，在流出山區進入縱谷時，因坡度驟減，水流搬運能力下降，將其所攜帶之巨量礫石、沙土沉積而成。此沖積扇以新武呂溪出山口（約在今池上大橋上游）為頂點，向東南方向呈半圓形輻散展開，扇面長軸約8公里，短軸約6公里，面積約佔池上鄉平原區之八成。扇面上可見放射狀散流之古河道遺跡，部分已成為現代灌溉溝渠之基礎。

 

其次，重要的平地區域為「秀姑巒溪襲奪河道遺跡」所形成之低地。歷史上，源自花蓮玉里之秀姑巒溪原向南流經池上，後因河道襲奪事件（約在數萬至十數萬年前的地質時間尺度），其上游被卑南溪系劫奪，致使原河道遺留成為斷頭河與低濕地。此一古河道遺跡大致呈南北向貫穿池上平原東側，地勢較周邊沖積扇面為低，形成線狀分布的沼澤與草生地，亦是地下伏流湧出帶，部分區域在歷史上曾為湖泊（如大坡池，當地阿美族稱之為「Bununwan」）。此低地與卑南溪沖積扇共同構成了池上鄉的兩大基礎平地形態。

 

此外，在海岸山脈西麓與平原交界處，以及卑南溪沿岸，可見局部發育之河階地地形。例如錦園河階、富興河階等，階面相對狹小，顯示區域性地殼抬升與河流下切作用。這些河階地多由礫石層構成，透水性佳。

 

綜觀空間分布型態，池上鄉之地貌可歸納為「沖積扇主體、古河道低地貫穿、河階地點綴、山海緊逼」之模型。平原輪廓受東西兩側山脈走向控制，呈狹長狀，但由於大型沖積扇的發育，於縱谷中形成一處局部向東南方向膨脹的「串珠狀」平原節點。此種地形分布深刻影響地表水與地下水流向、土壤質地分異（扇頂多礫石、扇緣多細粒土）、以及聚落與農業的空間配置。人類聚落與主要農區，集中分布於坡度平緩、土壤肥沃且取水相對便利的沖積扇中段至扇緣區域，以及大坡池周邊之古河道低地周緣，形成了「依水而居，循地而耕」的人文地理景觀。

1.3 氣候特性

池上鄉位於臺灣東部花東縱谷北段，座標約為北緯23.1度，東經121.2度。其氣候特性深受緯度、地形、太平洋洋流及大尺度環流系統所塑造，呈現鮮明的熱帶與副熱帶過渡帶特徵，並因縱谷地形產生顯著的局部氣候差異。

 

氣候類型

根據柯本氣候分類法，池上鄉屬「熱帶濕潤氣候」，亦常被歸類為「副熱帶季風氣候」。此分類主要基於其冬季最冷月均溫高於18°C（一月均溫約17-18°C），且全年降水豐沛，但季節分布不均。此氣候型態的成因，首要歸因於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的季節性位移、東亞季風系統以及流經東岸的「黑潮」。黑潮作為北赤道暖流的分支，其主流軸經臺灣東部外海，帶來高溫、高鹽的海水，為池上鄉乃至整個臺灣東部提供了穩定的熱量與水氣來源，使冬季氣溫得以維持在較高水平，並增加了大氣的不穩定度，為對流降水創造條件。

 

溫度特徵

池上鄉年均溫約為22.4°C。受海洋調節及縱谷地形影響，年溫差較西部平原小。夏季（6月至8月）均溫約26-28°C，因谷地地形不易散熱，偶有極端高溫超過35°C，但相較西部，因無中央山脈阻擋，海風調節作用較明顯。冬季（12月至2月）均溫約17-19°C，低溫主要受東北季風影響，但因東北季風受北段海岸山脈部分阻擋，進入縱谷後勢力稍減，故低溫不如北部盆地顯著，霜凍極為罕見。春秋兩季為過渡期，氣溫舒適。

 

降水特性

年平均降雨量約為2,300毫米，高於臺灣平均值，但顯著低於北部及山地地區。降水季節分布極不均，呈現典型的「夏雨冬乾」型態。夏季（5月至9月）為主要雨季，降雨量約占全年75%以上。其降水機制主要為：

1.  梅雨鋒面：每年5月至6月，滯留鋒面在臺灣附近徘徊，帶來持續性降雨。

2.  颱風雨與熱帶對流：7月至9月為颱風季，颱風環流或外圍環流引入充沛水氣，受東側海岸山脈及西側中央山脈地形抬升，常在縱谷地區產生劇烈降雨。午後熱力作用亦可能引發局部性雷陣雨。

冬季（10月至翌年4月）降水稀少，尤其12月至1月為最乾燥時期，月雨量可能低於50毫米。此因盛行東北季風，其水氣多已在迎風面的臺灣北部、東北部及海岸山脈東斜面釋放，越過山脈進入花東縱谷後已成「落山風」，性質乾燥。

 

主要氣象災害風險

1.  颱風：池上鄉位於臺灣主要颱風路徑的關鍵影響區。統計上，自太平洋向西北西或西北行進的颱風，其中心或暴風圈極易掃過或影響花東地區。颱風帶來的災害包括：強風（縱谷地形有時會產生風道效應，加劇風勢）、豪雨（引發洪澇及土石流）、以及鹽風害（強風攜帶海水微粒，損傷農作物，尤其對池上鄉重要的水稻產業構成威脅）。歷史上有多次颱風（如2009年莫拉克颱風、2016年尼伯特颱風）對本地造成嚴重農業損失與基礎設施破壞。

2.  豪雨與洪澇：除颱風外，梅雨鋒面、午後強對流及東風波動等天氣系統均可能引發短時強降雨。池上鄉地勢雖相對平坦，但主要河川秀姑巒溪及其支流鱉溪流經境內，上游集水區（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的暴雨可能導致溪水暴漲，對沿岸低洼地區構成淹水風險。鄉內農田排水系統的負荷能力在極端降雨事件下面臨考驗。

3.  乾旱：冬季長期的少雨，結合夏季降雨的高度變異性，偶爾會導致季節性乾旱，對農業灌溉用水造成壓力。池上鄉的農業用水高度依賴河川引水及地下水，氣候乾旱加劇時可能引發水資源調度問題。

 

特殊地理氣候現象

1.  焚風效應：當颱風中心位於臺灣北部或以強烈東南風、南風過山時，氣流翻越中央山脈後在背風面的縱谷下沉增溫，可能產生焚風。此現象會導致氣溫急速上升、濕度驟降，對正值開花結穗期的水稻造成「熱損害」，是本地農業特有的氣象風險。

2.  縱谷局部環流：日間，谷地受太陽加熱較快，空氣上升，易誘發來自太平洋（經海岸山脈缺口）及來自臺灣海峽（經縱谷南端）的補償氣流，形成局部的谷風環流。夜間則相反，山坡冷卻空氣下沉，形成山風。此環流對污染物擴散及近地表微氣候有調節作用。

3.  日出方位與晨間氣象景觀：由於池上鄉坐落於狹長的花東縱谷中，其東西兩側分別被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夾峙。此地形使得日出時分，太陽從海岸山脈山脊線升起，而日落時則沒入中央山脈後方。特定的地理方位（如著名的「伯朗大道」呈南北走向）在清晨時可觀賞到陽光從海岸山脈方向灑入縱谷，形成特殊的光影效果，並因夜間輻射冷卻，谷地易產生晨霧，結合日出光線，構成獨特的氣候地景。此現象並非單純天文事件，而是地理方位（約東偏北升起）、地形遮蔽與局地微氣候（輻射霧）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二章 歷史沿革

2.1 史前與原住民時期

根據考古學研究，池上鄉所在的縱谷平原與周邊河階地，具有豐富的史前文化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遺址為「公埔遺址」（又稱石牌遺址）與「富南遺址」。這些遺址的文化內涵主要歸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麒麟文化」（Kilin Culture，亦常被歸類為「卑南文化」Peinan Culture的一支），年代約為距今3,500年至2,000年前。考古發現包括大量的石板棺、陪葬玉器（如玦、鐲）、以及帶有羽狀紋、繩紋的陶器，顯示當時已有穩定的定居農業社會，並存在複雜的喪葬儀式與社會階層分化。遺址多位於河階或山麓緩坡，顯示先民對地形與水源的利用有高度掌握。此外，出土玉器材質分析指出其原料可能來自東部海岸山脈的荖腦山等地，暗示當時已存在區域性的交易網絡。

 

在文獻記載與口傳歷史中，池上平原及其周邊山區，為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Bunun）傳統活動的交會地帶。其中，平原主要區域為阿美族的傳統領域。

 

阿美族為臺灣原住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屬於南島語系（Austronesian）。活躍於池上地區的阿美族，主要屬於「秀姑巒阿美」（Siukuluan Amis）亞群，或更精確地劃分為該亞群中居住於縱谷區域的「海岸阿美」支系。其傳統分布北起今日花蓮縣富里鄉，南至臺東縣關山鎮、池上鄉一帶。池上平原上的主要傳統聚落領域，包括今日的錦園、萬安、大埔、富興、振興等地。阿美族社會組織為母系氏族社會，並有嚴密的男子年齡組織（sral），是管理部落公共事務與防衛的核心。

 

關於「池上」地名的語源與意涵，需從原住民語與漢語兩方面探討。在阿美族口傳中，池上平原一帶可能被稱為「Fakacalay」，其意涵與「水源豐沛之地」或「沼澤地」相關，這與該區域核心地理特徵「大坡池」的存在密切吻合。另一說法則指出，阿美族人稱此地為「Pasao’ay」，意指「竹子很多的地方」。至於今日通行的漢名「池上」，則直接源自地理方位描述，指位於「大坡池」上方（西側）的平原。該池在清代文獻與早期漢人移墾記錄中稱為「大陂」或「大坡」，池上鄉舊名「新開園」即指在池上方新開墾的園地。地名演變體現了從原住民自然景觀描述，到漢人移墾方位指稱的過程。

 

在傳統領域方面，阿美族社群以池上平原為核心生活區域，其活動範圍東至海岸山脈西麓（如錦屏河階），西迄中央山脈東坡，利用河階地、沖積扇及山麓地帶從事各類生計活動。與此同時，屬於中央山脈移動耕作與狩獵社群的布農族「巒社」（Takebanuaz）與「郡社」（Isbubkun）社群，其傳統獵場亦涵蓋池上西側的山區，兩族群在歷史上既有貿易交換（如山產與海鹽、器物），也可能因資源競爭而發生衝突。

 

傳統生計型態呈現多元利用特徵。阿美族以山田燒墾（旱作）為主，種植粟（Setaria italica）、陸稻（Oryza sativa）、芋頭（Colocasia esculenta）、甘藷（Ipomoea batatas）等作物。位於沖積平原的池上，因有卑南溪及其伏流水提供穩定水源，後期可能已發展出初步的水稻種植技術。漁撈活動至關重要，大坡池提供豐富的漁產（如鯽魚、鱔魚），卑南溪及其支流亦是重要的魚蝦蟹貝類採集場域。狩獵與採集（如山蘇、箭竹、黃藤及多種野生動物）則作為食物與材料的重要補充。此種複合式生計型態，使其能充分適應平原、溪流與山麓交界地帶的環境多樣性。

 

綜上所述，池上鄉在史前時期已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人群定居發展的重要區域，留下具代表性的麒麟文化遺存。至近代原住民時期，則主要由阿美族秀姑巒亞群建立其部落領域與社會文化，其地名意涵、空間分布與生計模式，均深刻反映出對當地獨特的河階、平原與湖泊濕地生態系統的深刻認識與適應。

2.2 漢人移墾時期（清代）

漢人進入今日池上鄉區域的活動，主要始於清領時期後期，與清廷對臺灣東部的治理政策轉變有直接關聯。在1874年（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之前，清廷長期視中央山脈以東為「後山」番界，採取劃界封禁政策，漢人足跡罕至。池上位處花東縱谷中段，為秀姑巒溪與卑南溪之分水嶺，原為阿美族（Amis）與部分布農族（Bunun）之傳統生活領域。漢人有系統的移墾，實肇因於事件後清廷推行「開山撫番」政策，旨在鞏固東部海防並開發資源。

 

漢人移民進入池上路線，主要循南北兩路。北路自宜蘭、艋舺等地，越過中央山脈古道，經由璞石閣（今玉里）南下進入新開園（今池上鄉錦園村、萬安村一帶）地區。南路則自臺灣府城、鳳山等地，經由卑南（今臺東市）北上，沿卑南溪谷溯源而上，抵達大陂（今大坡池）周圍。1880年（光緒6年）駐防卑南的統領章高元，曾派遣副將劉國安率兵兩營，自南路開通至大陂、新開園之道路，並駐兵招墾，此為官方力量引導漢人進入此區之明確紀錄。

 

早期開墾人物多與清廷軍務或招墾事務相關。據《臺東州采訪冊》記載，1885年（光緒11年）前後，已有粵籍墾戶林鐘英、林福春等人，經官方許可在新開園一帶從事墾務。林鐘英等人招募佃農，引進水稻耕作技術，開鑿水圳，利用大坡池（時稱大陂）豐沛水源進行灌溉，奠定了池上農業發展之基礎。此外，來自彰化、嘉義等地的閩籍移民亦逐漸增多，形成閩、粵籍墾民並存的早期社會結構。這些墾民多依循「墾首制」，由墾首向清廷請領墾照，再招募佃農實際開墾，土地權屬關係複雜，且與原居於此的阿美族、布農族產生土地利用上的互動與摩擦。

 

清廷政策對此區發展具決定性影響。1875年（光緒元年）沈葆楨奏請「開山撫番」獲准後，隨即開闢北路（蘇花古道）、中路（八通關古道）及南路（崑崙坳古道）通達後山。其中南路對池上地區的開發尤為關鍵。清廷一方面設「招墾局」，提供口糧、耕牛、種籽與墾費，鼓勵漢人東遷；另一方面則設「番學堂」推行教化，並以武力鎮壓被界定為「兇番」的原住民部落，以確保墾區安全。此種「剿撫並用」政策，加速了漢人農業經濟模式在縱谷地區的擴張，亦導致部分原住民族群被迫遷往更內山區域，或被迫接受漢人政權的治理與同化。

 

在漢人移墾與清廷政策推動下，池上地區於1880年代末期逐漸形成聚落雛形。聚落分布緊密依賴水源與墾區，主要發展出兩個核心：其一為「大陂」周邊，墾民圍繞大坡池發展水稻農作，形成農業聚落；其二為「新開園」地區，因地勢較高、免受水患，且位於南北通道路上，漸成人口聚集與貨物交換之所。此時期的建築多為簡易土埆厝或茅草屋，聚落機能以農業生產為主，尚未出現嚴密的街店市集。此外，隨著漢人定居，民間信仰中心如土地公廟開始出現，成為凝聚漢移民社群的精神象徵。

 

總體而言，池上鄉的漢人移墾時期集中於清領末葉約二十餘年間。其移墾動力直接源自國家政策的轉向，路線受軍事通道開闢所引導，早期墾戶多具官方色彩。此一過程不僅將水稻農業引入池上，初步改變了當地地貌與生態，更奠定了以漢人為主的農業聚落空間基礎，並重塑了該區域的族群關係與社會結構，為日後池上發展為縱谷重要糧倉預先鋪設了條件。

2.3 日治時期（1895-1945）

1895年日清《馬關條約》後，臺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池上地區的行政地位、族群分布與產業型態在此五十年間發生結構性轉變。

 

行政區劃變遷

日本殖民政府於1897年實施「六縣三廳」制，池上地區隸屬臺東廳直轄。1901年廢縣置廳，改隸臺東廳番薯寮支廳。至1920年，臺灣總督府實施地方制度改革，廢除支廳，設立州、郡、街庄。池上地區於此時劃歸臺東廳關山郡管轄，並成立「大陂庄」（「大陂」為大坡池舊稱）。「庄」下設大字，涵蓋今日池上鄉各村落的範圍。此行政架構直至1945年戰後未有大幅更動，奠定了當代池上鄉行政疆域的基礎。

 

理蕃政策與集團移住（集團移住）

日本殖民統治初期，中央山脈東側的布農族（Bunun）社群維持自主，殖民政府視之為「蕃地」。為有效控制山區資源與秩序，總督府推行「理蕃政策」，前期以軍事鎮壓與隘勇線推進為主。1914年「太魯閣討伐戰爭」後，政策轉向以「集團移住」為主導，強制將高山原住民遷移至便於管理的平地或淺山地區。

 

池上平原邊緣地帶，特別是靠近海岸山脈的區域，成為安置遷移族群的地點之一。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原居於新武呂溪上游山區的布農族巒社群（Takebanuað）與郡社群（Isbukun），部分被強制遷移至今日池上鄉的錦園、萬安等地。同時，原居於卑南溪上游的少數卑南族（Puyuma）社群，其活動領域亦受政策壓縮。此一強制遷徙過程，徹底改變了池上地區數百年來的族群地理分布。原居於平原的卑南族與阿美族（Pangcah）社群，其傳統領域因外來族群移入與國家土地劃撥而產生變化，不同族群間對土地與水資源的利用關係趨於複雜。移住政策雖旨在控制，客觀上卻促使布農族由山田燒墾轉向定耕水稻農業，為其戰後的社會經濟適應奠定初步基礎。

 

基礎建設：道路與鐵路

為強化東臺灣的行政管理、資源開發及軍事部署，日本殖民政府積極建設縱谷交通動脈。在道路方面，整修並拓寬清代原有的卑南道（南段），使其成為縱貫臺東縱谷的「關山越嶺道」（今臺9線部分前身），池上位於該道路要衝。此道路系統的改善，大幅提升人員與物資在縱谷南北的流動效率。

 

最具轉型意義的建設為鐵路。為開發東部農林礦產並加強控制，臺灣總督府興建臺東線鐵路。花蓮至玉里段於1917年通車後，繼續向南延伸。1922年，玉里至關山（舊稱「里壠」）段開通，鐵路首次進入今日池上鄉的北鄰。1926年，關山至池上（當時車站名「大坡」）段竣工通車。最關鍵的池上至卑南（臺東）段工程，因需穿越卑南溪險峻河床與地形，遲至1932年方全線通車。至此，臺東線鐵路縱貫池上平原，設有「池上驛」（今池上車站）。鐵路的開通，使池上從相對封閉的農業聚落，正式納入全島交通與經濟網絡，成為縱谷中段重要的物資集散節點。

 

產業引入與族群結構變動

日本殖民政府的經濟政策以服務母國需求為導向。在池上地區，最具影響力的產業引入為「蓬萊米」的推廣種植。1920年代，殖民農業試驗單位於臺東縱谷進行水稻品種試驗，發現池上平原因地處板塊交界，地下湧泉豐沛，水質潔淨，土壤為肥沃的沖積土，日夜溫差大，極適合種植日本引進的稉稻品種。1930年代起，池上被指定為重要的「蓬萊米」產區，並建立嚴格的灌溉管理與品質檢驗制度。為擴大耕作面積，殖民政府透過土地調查與所有權登記，將大量原屬部落公有的河床地、沼澤地（如大坡池周邊部分區域）收歸國有，再放領或出租給致力於水田耕作的移民（包括部分順從的平埔化原住民與後期遷入的漢人佃農），並修建大坡池排水工程與武陵圳等水利設施，將沼澤濕地轉化為標準水稻田。

 

此一農業轉型，吸引了來自西部臺灣（特別是彰化、雲林、嘉義等地）的漢族農業移民遷入，以佃農或僱工身分參與水稻經濟。至此，池上地區的族群結構形成新的四元架構：原居的阿美族、經歷集團移住的布農族、土地與政治影響力被壓縮的卑南族，以及新移入的閩客籍漢人。各族群在殖民政府的階序管理下，呈現空間分布與經濟角色的分化：漢人主要集中於鐵路車站周邊及平原中心的精華農地；阿美族聚落多位於平原東側近山處；布農族則多被安置於平原西側靠近中央山脈的河階或山麓地帶。

 

綜上所述，日治時期是池上鄉從前現代部落領域，轉型為現代化農業行政區的關鍵階段。透過國家權力的強制性行政劃界、人口重置、交通建設與經濟作物的引入，池上的地景、產業與社會組成經歷了劇烈且不可逆的重構，其影響深遠地塑造了戰後至今的區域發展軌跡。

2.4 戰後發展（1945至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池上地區歸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管轄，行政區劃歷經數次調整。1946年設立臺東縣池上鄉，確立了延續至今的鄉級行政體制。鄉內最初劃分為十村，後於1998年因人口分布調整，整併為現今的十個村（福原、福文、大埔、慶豐、新興、大坡、池上、萬安、錦園、富興）。此一行政架構的穩定，為地方建設與資源分配提供了基礎框架。

 

戰後初期，池上社會經歷了重大的族群與人口變遷。原有的阿美族（Amis）社群持續於此生活，而隨著國民政府遷臺及政策引導，自西部與中國大陸遷入的閩南、客家移民大量增加，形成多元族群共居的社會結構。人口於1970年代達到約1.6萬人的高峰，其後因工商業發展導致青壯年外流，人口逐年緩慢下降，至2020年左右維持在約8,000人。文教設施亦於此期間逐步設立，如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後，池上國中成立，成為地方重要學府。

 

自然災害深刻影響池上鄉的發展進程。由於地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地震活動頻繁。然對民生經濟衝擊最劇者，莫過於颱風及其引發之水患。池上鄉位居卑南溪上游與秀姑巒溪流域，地勢低平處易受洪水威脅。重大事件如2009年莫拉克颱風（Typhoon Morakot）及2016年尼伯特颱風（Typhoon Nepartak），均帶來驚人雨量，導致卑南溪溪水暴漲，侵蝕農田與沿岸設施，萬安村、錦園村等地區曾嚴重受創。這些災害促使政府與地方社群強化防災意識，並投入資源進行河川整治與堤防加固工程。

 

產業經濟方面，戰後至1960年代，農業始終為核心產業，以水稻種植為主。關鍵轉折點發生於1960年代初期，受鄰近富里鄉成功經驗啟發，農民開始大規模自中國引進並移植金針（Hemerocallis citrina Baroni，俗稱萱草）至大坡池周邊山坡地種植。金針乾燥加工後成為重要經濟作物，「池上金針」一度聞名，形成初夏的黃色花海地景。然而，1980年代後因採收人力成本高昂、進口貨競爭等因素，金針產業逐漸沒落，種植面積大幅縮減，部分山坡地轉為造林或休耕。

 

與此同時，水稻種植技術持續精進。1980年代後，政府推行稻田轉作與休耕政策，促使池上農民思考產業升級。部分農民轉向有機農業，並於1990年代後期開始積極推廣「池上米」品牌。透過品種改良（如臺稉2號）、嚴格品質控管與產地認證（池上米標章），池上米於全臺市場建立高級米形象，成為鄉內最重要的農業標誌，穩定了以水稻為基底的農業經濟。

 

交通建設是驅動戰後發展的另一關鍵。1968年，隨著環島鐵路網的完善，臺東線鐵路完成全線拓寬。1979年，連接關山與池間的「池上大橋」通車，取代舊有的涉溪便道，大幅改善臺9線公路的通行安全與效率，強化了池上作為花束縱谷中南段交通節點的地位。2003年臺鐵完成東部鐵路電氣化，提升運輸效能；而2013年「池上車站」站體改建為嶄新現代化建築，不僅改善通勤條件，亦成為地方門戶意象。然而，鐵公路交通的改善亦加速了人口與資源向都會區的流動。

 

進入21世紀，池上鄉的發展呈現農業精緻化與觀光多元化的雙軌趨勢。2009年後，臺灣好基金會與地方社區合作推動「池上藝術村」與「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於金色稻海中舉辦音樂會，將自然景觀、農業文化與藝術展演結合，成功塑造獨特的文化地景品牌，吸引大量觀光人潮。伯朗大道、金城武樹等景點因廣告與媒體宣傳而爆紅，促使鄉公所於2014年起對部分農路實施假日交通管制，以解決驟增的遊憩壓力，並維護農業生產環境。此一從純粹農業鄉鎮轉型為文化觀光名鄉的過程，凸顯了戰後發展中，地方社群在面對外部衝擊與全球趨勢時，主動尋求產業與文化定位的能動性。

 

 

第三章 自然環境

3.1 地質與地層

池上鄉位於臺灣東部花東縱谷南段，其地質構造與地層特性深刻受控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碰撞作用。本節旨在闡述該鄉之地質背景、主要岩層、地質脆弱度，以及沖積層分布，並分析其與環境災害風險之關聯。

 

板塊構造背景

池上鄉正處於臺灣主動造山帶之核心區域，為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碰撞邊界。縱谷斷層系統（Longitudinal Valley Fault System）為兩板塊之現生構造縫合線，而池上鄉轄內之池上斷層（Chihshang Fault）即為此系統中活動性最顯著之段別。該斷層屬左移兼具逆衝分量之活動斷層，其地表跡大致沿卑南溪北岸與海岸山脈西緣分布。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長期監測，池上斷層之縮短速率約為每年2至3公分，抬升速率約為每年1至2公分，為全球位移速率最快之活動斷層之一。此高活動性直接主宰了本區之地貌發育、地震活動及地質災害潛勢。

 

主要岩層種類與特性

本鄉地層可歸納為東西兩大岩性單元，分別屬於中央山脈東翼變質岩區與海岸山脈地體。

1.  中央山脈東翼變質岩系：分布於鄉境西部，屬於歐亞板塊之上衝盤。主要岩性為古第三紀至中新世之輕度變質沉積岩，屬廬山層（Lushan Formation）及畢祿山層（Pilushan Formation）。岩性以深灰色板岩、千枚岩及變質砂岩為主，夾薄層變質砂岩。此套岩層劈理發達，岩體強度受構造作用影響顯著，風化後易形成較厚之破碎土壤層，於陡坡處穩定性較差。

2.  海岸山脈地體：分布於鄉境東部，屬菲律賓海板塊之呂宋島弧物質。主要包含兩套地層：

    *   大港口層（Takangkou Formation）：為中新世至上新世之海相沈積岩，岩性以厚層泥岩夾薄層砂岩或礫岩為主，局部富含超微化石。泥岩特性軟弱，易受風化侵蝕，形成緩起伏地形，但遇水極易軟化，邊坡穩定性低。

    *   都巒山層（Tuluanshan Formation）：為上新世至更新世之火山碎屑岩與安山岩質熔岩流，整合覆於大港口層之上。岩性包括安山岩質集塊岩、凝灰岩及塊狀安山岩。岩體較為堅硬，常形成顯著山脊與峭壁。

    此外，在海岸山脈西緣與縱谷交界帶，廣泛分布著利吉層（Lichi Melange），這是一種混同層，包含來自海洋地殼的玄武岩、蛇綠岩、深海沈積物以及外來岩塊，嵌在泥質基質中，呈現極度破碎與混亂之構造，為板塊縫合帶之直接產物，工程地質性質極為不良。

 

地質脆弱度評估

綜合岩性與構造活動，池上鄉之地質脆弱度屬於全臺最高等級之一。

1.  高活動斷層風險：池上斷層之高活動性導致沿線地區地震頻發。歷史記錄顯示，1951年縱谷地震序列（其中一主震規模7.3）對本地造成嚴重破壞。斷層線通過區域（約200至500公尺寬帶）內，任何結構物皆面臨直接錯動或強烈變形之極高風險。

2.  山坡地災害潛勢：

    *   西部變質岩區：雖岩體較硬，但因構造破碎與風化作用，於雨量集中時易誘發深層岩體滑動或淺層土石流。主要風險區位於卑南溪支流上游流域。

    *   東部沉積岩區（大港口層及利吉層）：岩性軟弱、膠結不良，為山崩與地滑之極敏感區。利吉混同層分布區更是崩塌與土石流之高潛勢區，每逢豪雨常有大規模土石移動。

3.  地震誘發災害：強震不僅造成直接破壞，更易於脆弱地層區（如利吉層、大港口層）引發大規模山崩、地滑及土壤液化，尤其於卑南溪沿岸之沖積平原與階地邊緣。

 

沖積層分布

花東縱谷底部為一廣闊的沖積平原，池上鄉之精華區即坐落於此。此沖積層主要由卑南溪及其支流（如大坡溪、萬安溪）自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搬運之沉積物堆積而成。

1.  分布範圍與厚度：沖積層廣泛分布於縱谷軸部，寬度可達3至5公里。鑽探資料顯示，平原區沖積層厚度自東、西兩側山前向軸部增加，最深處可逾數百公尺，主要由礫石、砂及粉土組成。

2.  階地與扇狀地：除了現代河床沖積層外，本地可見明顯之河階地形，如大坡（Dapo）階地，這些階地礫石層為古沖積扇之遺跡，顯示地盤間歇性抬升之歷史。大坡池上斷層通過處，常造成階地崖或線形構造，為斷層活動之地貌證據。

3.  農業與水文意義：此深厚且排水良好之沖積層，富含礦物質，提供了「池上米」聞名全國之優越土壤基礎。沖積層同時也是本地主要的地下水含水層，民生與農業灌溉用水多仰賴此一地下水系統。

 

岩性與災害風險連結

池上鄉之地質環境決定了其災害風險的空間分異。海岸山脈西緣之利吉層與大港口層分布區，因其岩性軟弱破碎，疊加斷崖地形與高降雨強度，為複合型坡地災害（崩塌、地滑、土石流）之極高風險區，對聚落與交通線構成持續威脅。池上斷層沿線，無論是通過山麓還是沖積平原，皆為地震地表破裂與劇烈震動之高危帶。卑南溪沿岸之沖積平原區，雖地勢平坦適宜居住與農業，但仍面臨強震時之土壤液化風險，以及暴雨期間河道變遷與洪水溢淹之可能。因此，池上鄉之發展與土地利用，必須建基於對其高動態且脆弱之地質條件之深刻認識之上。

3.2 土壤

池上鄉之土壤類型與分布，主要受地形、地質母質、氣候及人為耕作活動影響，呈現顯著之垂直與水平分異。整體而言，可依地形區分為東側海岸山脈之山地土壤，以及中央縱谷平原之平地土壤兩大類，其性質與農業利用適宜性有根本差異。

 

一、山地土壤：以石質土為主

海岸山脈地質構造年輕，以都巒山層之安山岩質集塊岩與火山碎屑岩為主，地勢陡峭，侵蝕作用旺盛。此區域發育之土壤以石質土（Lithosols） 為代表。此類土壤特徵為土層淺薄（通常少於50公分），土體中混雜大量母岩風化碎塊或礫石，細土粒物質有限，土壤發育程度弱，屬初育土綱。由於坡度陡、土層薄、礫石含量高，其保水保肥能力差，農業利用價值甚低。主要自然植被為次生闊葉林與人工造林地（如相思樹、樟樹等），其功能以水土保持與森林經營為主，僅有極少數緩坡處經整地後可種植旱作或果樹，但需克服灌溉與土壤管理之困難。

 

二、平地土壤：沖積土為核心農業區

縱谷平原區為卑南溪（Beinan River）與其支流（如秀姑巒溪上游）之沖積扇所構成。此區土壤以沖積土（Alluvial Soils） 為主，屬新成土土綱。其母質為河流攜帶之沈積物，經多年沈積與人為耕作熟化而形成。池上沖積土層通常深厚（可達1公尺以上），質地多為壤土至坋質壤土，層理分明，排水通氣性良好，酸鹼值趨於中性（pH值約6.5-7.5）。此類土壤因富含礦物質養分、耕性優良，為池上鄉農業之基石。特別是在卑南溪沿岸之沖積平原，土壤肥沃度與水源供應條件配合極佳，構成「池上米」主要產區。根據農業試驗單位分析，此區沖積土有機質含量在長期水稻殘株回田與合理化施肥管理下，維持在中等至豐富水平（約2.5-3.5%），極適宜水稻（*Oryza sativa*）等穀類作物之集約栽培。

 

三、特殊土壤分布：紅壤與其他

於海岸山脈西側之丘陵緩坡與低位階地交界處，可見紅壤（Red Soils） 之分布。此類土壤屬強淋溶土，母質多為較古老之紅土層或再沈積物質，因受長期風化與淋溶作用，土壤呈強酸性（pH值可低於5.5），鹽基飽和度低，鐵鋁氧化物相對富集，土色偏紅。其農業利用需經過客土、大量施用石灰改良酸性，以及增施有機質與肥料等措施，方能用於種植果樹（如柑橘、梅、李）、茶葉或部分特用作物。其生產力與管理需求遠高於中性沖積土。

 

此外，在局部低漥排水不暢之地區（如舊河道或扇端湧泉帶），則分布有少量之潛水灰壤（Gley Soils） 或泥炭質土，此類土壤還原性強，需經排水改良方適合耕作。另有部分區域因受地下湧泉影響，水體富含碳酸氫鈣，長期灌溉下可能導致土壤表層有輕微石灰反應。

 

四、土壤利用差異與農業適宜性綜述

池上鄉土壤資源之農業利用呈現清晰分區：

1.  石質土區：幾乎無常規農業價值，以林業與生態保育為主。

2.  沖積土區：為核心高生產力農區，尤其以水稻為單一優勢作物。其土壤物理性與化學性均提供最適環境，支撐池上鄉成為臺灣頂級稻米產區。此區農業高度依賴完善之水利系統（如池上大圳）與細緻的土壤肥力管理。

3.  紅壤及改良區：屬邊際農業土壤，需投入較高改良成本，發展果園、茶園等多年生經濟作物，為農業多樣性之來源。

 

歷史墾殖過程顯著影響土壤現貌。早期池上平原部分區域為沼澤濕地，經日治時期及戰後之大規模水利建設與土地整理，改善排水與灌溉，方使廣大沖積土潛力得以充分發揮，奠定今日稻作專業區之基礎。整體而言，池上鄉之土壤資源與其聞名之稻作產業緊密連結，沖積土之優良性質是「池上米」卓越品質不可或缺的自然基礎，而人類活動對土壤之改良與持續管理，則是維持此一農業系統永續性之關鍵。

3.3 水系與水資源

池上鄉之水文網絡主要隸屬於秀姑巒溪流域。秀姑巒溪為中央管河川，全長約81公里，總流域面積約1,790平方公里。流經池上鄉之河段約為其中游，自北界富里鄉進入，流向東南，於鄉境內長度約11公里。此段河道平均坡降約為1/140，流路蜿蜒，形成寬廣之河階與沖積扇地形，此即為池上米主要產區之地理基礎。鄉內最主要之支流為富興溪（又稱馬蘭鉤溪，Malanaoay），發源於海岸山脈西側，全長約16公里，流域面積約52平方公里，平均坡降陡峻，約為1/20，為一典型之山區急流河川，其出山口後形成之沖積扇是塑造池上平原之關鍵動力。

 

本區水文特性深受東台灣季風氣候及地形影響，呈現顯著之豐枯水期差異。豐水期集中於每年5月至10月，此期間受西南氣流、梅雨及颱風影響，降雨量約佔全年之70%以上。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於此時流量豐沛，水位暴漲，溪流搬運作用旺盛，亦帶來豐富有機質沉積於河階地，有助於農業生產。然而，颱風事件所引致之短時強降雨，常導致溪水暴漲、土石流及河岸侵蝕等災害，例如2016年尼伯特颱風即對富興溪流域造成嚴重沖刷。枯水期為11月至翌年4月，東北季風盛行，降雨稀少，河川流量銳減，秀姑巒溪中游部分淺灘河段甚至可見礫石裸露，此時期水資源供應相對緊張。

 

水資源利用現況以農業灌溉為絕對主體，與池上鄉作為重要稻作產區之產業結構緊密相連。灌溉系統主要依賴截取秀姑巒溪支流之地表水。核心灌溉設施為「池上大圳」，其取水口位於富興溪中游，設計引水量約每秒3立方公尺，主要灌溉區域為池上平原之中北部，灌溉面積約800公頃。此外，尚有自秀姑巒溪主流引水之「萬朝圳」及多條區域性小型水圳，共同構成一綿密之灌溉網絡，總灌溉面積約佔全鄉可耕地之九成以上。此等水圳系統多於日治時期（約1930年代）規劃興建或於戰後逐步完善，是支撐池上稻作農業現代化之基礎工程。

 

民生及公共用水方面，主要倚賴地下水源。池上鄉自來水系統之水源多為深井，抽取位於沖積扇下方之深層地下水。據過去調查資料估算，鄉內民生用水每日需求量約為2,500立方公尺，主要由數口公共給水井供應。部分村落或零散住戶仍有使用淺井或山泉水之情形。

 

當前水資源面臨之問題主要如下：首先，農業與民生用水之競合。於枯水期，灌溉需求與民生用水均面臨壓力，雖現階段尚無嚴重衝突，但隨氣候變遷導致乾旱頻率與強度增加，此一潛在矛盾可能加劇。其次，地下水資源之永續性。儘管目前尚無明顯地層下陷報告，但長期集中抽取地下水用於民生，仍需持續監測水位變化，以防範超抽風險。第三，河川侵蝕與水質潛在風險。秀姑巒溪於池上大坡池附近之河道側蝕作用顯著，對沿岸土地構成威脅。此外，集水區內之農業活動，雖有良好管理慣例，但肥份與農藥之非點源污染仍為河川與地下水質需持續關注之課題。第四，極端氣候之調適能力。現有水利設施（如圳路）之設計容量，面對極端降雨事件時可能不足，而乾旱期之抗旱備援水源（如埤塘、備用水井）系統仍有強化空間。

 

綜上所述，池上鄉之水資源系統緊密連結其地理基底與農業命脈，現有之圳路與地下水利用模式支撐了地方發展，然其永續性正面臨氣候變遷、用水競爭與地文災害等多重挑戰，需仰賴更精細之水資源監測與整合管理策略。

3.4 植被生態

池上鄉之植被生態深受其獨特地形與氣候條件影響，呈現明顯之垂直分帶現象。本鄉位於花東縱谷南段，地勢西高東低，西側緊鄰中央山脈，東側為海岸山脈，縱谷平原海拔約175至300公尺，而山區海拔最高可超過2,600公尺（如新武呂溪源頭附近）。此海拔梯度造就了從低地熱帶、亞熱帶至暖溫帶之連續植被帶譜，並因長期之人為農業活動，形成原生地景與人為地景交錯之特殊景觀。

 

一、垂直分帶與原生植被

 

1.  沿海林帶（海岸山脈東側麓坡）：

    嚴格而言，典型之海岸林植被並非池上鄉之主體，因本鄉主要聚落與農地位於縱谷內。然於海岸山脈東側較低海拔之區域，歷史上應分布有以白榕（Ficus benjamina）、榕樹（Ficus microcarpa）、血桐（Macaranga tanarius） 及黃槿（Hibiscus tiliaceus） 等樹種為代表之熱帶海岸林。此類植被多因農業開發與聚落擴張已大幅減少，現僅殘存於局部陡坡或溪谷。

 

2.  低海拔闊葉林帶（海拔300-1,500公尺）：

    此帶為池上鄉山區之主要植被類型，特別分布於海岸山脈西坡及中央山脈東坡之下層。其屬於榕楠林帶之範圍，以常綠闊葉樹種為優勢。代表性之原生樹種包括：

    *   樟科（Lauraceae）植物：如香楠（Machilus zuihoensis）、豬腳楠（Machilus thunbergii）、及大葉楠（Machilus kusanoi），為本帶之關鍵建群樹種。

    *   殼斗科（Fagaceae）植物：如青剛櫟（Cyclobalanopsis glauca）、狹葉櫟（Cyclobalanopsis stenophylloides），於較乾燥坡面常見。

    *   其他伴生樹種：如薯豆（Elaeocarpus japonicus）、台灣櫸（Zelkova serrata）、及筆羅子（Meliosma rigida） 等。

    此林帶生物多樣性高，林下植被層發達。然而，此海拔範圍亦是人類活動最頻繁之區域，大面積之原生林已被轉換為農業或造林地。

 

3.  中海拔混交林帶（海拔1,500-2,500公尺）：

    此帶主要出現於池上鄉西側中央山脈之較高區域，屬檜木林帶之下緣至櫟林帶。植被類型轉為以針闊葉混交林為特色。

    *   針葉樹種：以珍貴之台灣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 及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為代表，但歷經日治時期大規模伐木後，現存多為次生林或散生木。此外，台灣鐵杉（Tsuga chinensis var. formosana） 及台灣二葉松（Pinus taiwanensis） 亦於此帶出現。

    *   闊葉樹種：殼斗科樹種仍佔重要地位，如狹葉櫟、毽子櫟（Cyclobalanopsis sessilifolia），並混生昆欄樹（Trochodendron aralioides）、台灣雅楠（Phoebe formosana） 等。

    此帶雲霧帶發達，林相鬱閉，苔蘚與附生植物豐富，生態系統較為完整，人為干擾相對較低。

 

二、人為地景與外來物種

 

池上鄉縱谷平原及低海拔丘陵之植被，已高度人為化，形成以農業經濟為主導之地景。

 

1.  農業經濟植被：

    *   水稻田：為池上鄉最核心之人為植被景觀，集中於大坡池周邊及卑南溪沿岸之沖積平原。自日治時期系統化開發水利（如嘉武壟圳，約1920年代）後，成為穩定之單一作物景觀。

    *   檳榔（Areca catechu）園：廣泛種植於低海拔山坡地，面積可觀，對坡地水土保持及原生林回復構成壓力。

    *   茶園：主要分布於海岸山脈西側坡地，如錦園、萬安等地，為重要經濟作物。

    *   果園：種植柑橘、香蕉、番荔枝等熱帶果樹，散布於平原邊緣與緩坡。

 

2.  引入之景觀植物與外來種：

    *   金針花（Hemerocallis spp.）：為最具代表性之外來景觀作物。主要種植於海岸山脈西坡海拔約800至1,200公尺之向陽坡地，如忘憂谷一帶。其並非台灣原生植物，係於1960年代後為山坡地經濟利用而引進大面積栽培。金針花田塑造了獨特的觀光地景，然其大規模單一種植及採收前為保鮮而可能使用之藥劑，對當地土壤及生態系統產生特定影響，且部分種植區與潛在之原生植被恢復區重疊。

    *   其他外來樹種：作為行道樹或景觀樹種引入，如黑板樹（Alstonia scholaris）、小葉欖仁（Terminalia mantaly）、阿勃勒（Cassia fistula） 等，常見於聚落、道路旁與休憩綠地。

    *   入侵性草本植物：如小花蔓澤蘭（Mikania micrantha）、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 等，於休耕農地、林緣快速擴散，對本地植物群落構成威脅。

 

三、小結

 

池上鄉之植被生態清晰呈現「垂直自然分帶」與「水平人為鑲嵌」之交織圖景。從低海拔高度人為化之農業地景，中海拔殘存或次生之榕楠林，至高海拔較為完整之針闊葉混交林，反映出地形、氣候與人類土地利用強度之梯度變化。以金針花為代表的外來景觀作物，則標誌著經濟活動對原生植被類型的深刻改造。未來植被之變遷，將持續取決於自然保護政策、農業經濟模式與氣候變遷三者間之互動。

3.5 野生動物

池上鄉位於花東縱谷中段，為一沖積平原為主體的地形，西倚中央山脈，東臨海岸山脈。此種三面環山、平原開闊且河川（主要為秀姑巒溪支流新武呂溪及卑南溪）貫穿的地理格局，創造了多元的棲地類型，包括水稻田、灌叢、河岸林、淺山丘陵林地至中高海拔森林，支持了相應的野生動物多樣性。本章節將針對具保育重要性、分布具地域特徵、涉及人獸互動及具文化意涵之物種進行論述。

 

保育類物種與族群分布特徵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及相關名錄，棲息於池上鄉域內的保育類野生動物，依其棲息環境可歸納如下：

 

*   鳥類： 平原至低海拔丘陵的農田與灌叢環境，為環頸雉（Phasianus colchicus formosanus） 的重要棲地。此台灣特有亞種在池上稻田區與田埂灌叢中仍有穩定族群，其鳴叫與求偶行為為春季常見景觀。森林性鳥類中，朱鸝（Oriolus traillii ardens） 為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其鮮明的羽色與鳴聲，於海岸山脈西側及中央山脈東側的低海拔闊葉林中偶有記錄。此外，多種猛禽如大冠鷲（Spilornis cheela hoya）、鳳頭蒼鷹（Accipiter trivirgatus formosae） 等，亦屬第二級保育類，廣泛分布於周邊山區林地，於平原上空常見其巡弋。

*   兩棲類： 在鄉內溝渠、水田及濕地環境，可發現台灣特有種史丹吉氏小雨蛙（Micryletta steinegeri）。其分布與潔淨且穩定的淡水環境密切相關，族群狀況可作為水域環境健康的指標之一。

*   哺乳類： 中高海拔森林棲息著大型哺乳動物如臺灣水鹿（Rusa unicolor swinhoei） 及臺灣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兩者皆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其族群主要分布於海拔500公尺以上之國有林班地，夜間或晨昏時分偶有下移至較低海拔林緣的活動記錄。臺灣獼猴（Macaca cyclopis） 雖已調整保育等級，仍屬常見且互動頻繁之物種，主要活動於低海拔丘陵與果園交界地帶。

 

整體而言，野生動物族群分布呈現明確的垂直與棲地分帶：平原農業區以適應人類活動的鳥類、兩棲類及部分小型哺乳類為主；河川流域提供廊道功能；周邊山坡地至中高海拔森林，則為森林性鳥類及中大型哺乳類的核心棲所。此分布特徵與池上鄉由平原急速抬升至山地的地形梯度高度吻合。

 

人獸衝突現況

隨著農業活動與自然棲地交錯，人獸衝突於池上鄉主要表現於農業損害與公共安全兩方面。

 

1.  農業損害： 環頸雉 於稻作結穗期，會啄食稻穀，造成田邊區域的收成損失，此為當地農民長期反映的問題。臺灣獼猴 對果樹，尤其是柑橘、香蕉、番石榴等作物的侵擾，在靠近山區的果園時有所聞。此外，臺灣野豬（Sus scrofa taivanus） 於山麓地帶挖掘塊根作物（如甘藷、芋頭）或損壞田埂的行為，亦造成農損。防治方式多以驅趕、架設圍網或電圍網為主，然成效因地形與作物面積而異。

2.  公共安全與衛生： 近年於花東地區有狂犬病陽性案例的鼬獾（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在池上鄉山區亦有分布，雖無直接攻擊人類的普遍事件，但其潛在的疫病風險促使相關單位加強監測與宣導。此外，道路開發導致野生動物路殺（Roadkill）事件，尤其以兩棲類、爬蟲類及部分哺乳類在穿越產業道路或縣道197號等路段時較為常見，對特定物種的局部族群可能構成壓力。

 

文化象徵物種

池上鄉為多元族群共居之地，野生動物於原住民（主要為布農族）與客家文化中均具特殊意涵。

 

*   環頸雉（布農語：qalip） 對布農族而言，其鳴叫聲曾被用於占卜（鳥占），是傳統山林智慧的一部分。其鮮豔的羽毛亦為重要的飾品材料。在客家墾殖文化中，環頸雉是田園風景的構成元素，但其與農作的損害關係，亦使其形象複雜化。

*   朱鸝（布農語：aididingan） 在布農族傳統中，同被視為占卜鳥類之一，其出現的時間、方位與叫聲被賦予吉凶預示的意義，是重要的文化記憶物種。

*   臺灣水鹿（布農語：qulavan） 為布農族傳統狩獵文化中最重要的大型獵物之一，不僅是重要的蛋白質來源，其鹿角、皮毛在社會文化與儀式上亦具有崇高地位。雖然現今狩獵活動已受法律規範，水鹿在族群口傳歷史與山林知識體系中仍佔據核心位置。

 

綜上所述，池上鄉的野生動物相是其特殊地理環境的產物，其分布與生存狀態，緊密連結於農業地景的變遷、山林的保護程度，以及不同族群的傳統文化實踐。如何在發展與保育、傳統利用與現代法規之間取得平衡，是維護此地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關鍵課題。

3.6 自然景觀

池上鄉之自然景觀深受其構造位置與地質歷史塑造，呈現出清晰的山地、溪谷與鄰近海岸線三重地貌單元，彼此間之視覺對比與地質關聯性構成本區域景觀核心特徵。

 

山地景觀主要為東側之海岸山脈與西側之中央山脈所構成。海岸山脈屬菲律賓海板塊前緣之火山島弧物質，主要岩性為中新世至上新世之都巒山層（Tuluan Formation）火山碎屑岩與利吉層（Lichi Formation）之混同層，岩性破碎，地貌上呈現圓緩丘陵與陡峭蝕溝相間之特徵，植被以次生林與人工造林為主。中央山脈屬歐亞板塊之前陸變質岩區，岩性以古生代至中生代之黑色片岩與變質石灰岩為主，山勢陡峻，脈理清晰，海拔可逾2,000公尺，形成一道高聳之綠色屏障。兩大山脈於池上鄉南北兩端逐漸靠攏，壓縮花東縱谷寬度，視覺上形成「峽谷效應」，增強地景之縱深感與封閉性。

 

溪谷景觀以花東縱谷南段之池上段為代表，其基底為秀姑巒溪（Siouguluan River）及其支流所共同塑造之沖積平原。此平原為一典型之斷層陷落盆地，後經河流堆積作用填充而成。景觀主體為多層階地與廣闊之河岸沖積扇。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為大坡池（Da-pond），該水域面積約28公頃，成因與斷層活動導致之地層下陷及舊河道淤塞有關，為一內陸淡水草澤，提供特殊之濕地地平線景觀。平原上之農田紋理，尤其是水稻田隨季節變化之色塊（翠綠至金黃），構成井然有序之農業地景，此為人類活動疊加於自然基底上之顯著視覺特徵。伯朗大道（Brown's Boulevard）一帶，因無電桿遮擋，得以提供無阻礙之視野廊道，將中央山脈、海岸山脈與平坦田園一次性框景，成為展現縱谷尺度之經典視點。

 

海岸線景觀雖非池上鄉行政轄區直接臨海，然其東側之海岸山脈東翼急遽降至太平洋，相關海岸地貌仍屬本區域整體景觀系統之一環。自海岸山脈向東延伸，可見岩岸與礫灘交替之景象。其中，鄰近之著名地質景點如八仙洞（Basian Caves），為海浪侵蝕作用在更新世隆起海階上形成之海蝕洞穴群，其多層性記錄了該區域間歇性抬升之歷史。石梯坪（Shihtiping）之珊瑚礁海岸與海階地形，亦展現了火山碎屑岩受海水侵蝕與生物作用後形成之壺穴、潮溝等微地貌。此類海岸景觀與池上鄉所在之內陸縱谷，形成由深海至高山之連續地景剖面。

 

代表性觀景點之地質成因分析：

1.  池上斷崖（Chihshang Fault Scarp）：位於海岸山脈西緣，為台灣活動性最高之斷層——池上斷層（Chihshang Fault）之地表呈現。該斷層屬左移兼具逆衝分量之活動構造，長期觀測顯示其垂直滑移速率可達每年2-3公分。斷崖線性特徵明顯，常沿山腳延伸，切穿河階與道路，是構造景觀之活教材，視覺上為一清晰分隔平原與山區之陡坎。

2.  錦園河階（Jinyuan Terraces）：位於秀姑巒溪支流卑南溪畔，為一系列隆起之堆積階地。其成因係因構造抬升（可能與池上斷層活動相關）與河流下切作用共同導致，階地面保存良好，階崖清晰，其上多已開闢為農田或聚落，從高處俯瞰可呈現層次分明之地景幾何圖案。

3.  萬安礫岩層露頭（Wan'an Conglomerate Outcrop）：散布於縱谷東側，其巨厚礫岩層為上古近紀時期劇烈造山運動，導致中央山脈物質快速崩落並堆積於前緣盆地之證據。礫岩中巨大之變質岩礫石（直徑可達數公尺）與膠結較弱之基質，形成差異侵蝕後之崎嶇地表與特殊岩柱景觀，直觀展示了地質歷史中沉積環境之能量。

 

總結而言，池上鄉之自然景觀是板塊碰撞、斷層活動、河流侵蝕堆積及海陸交互作用之多重地質營力，於長時間尺度下塑造之結果。其景觀不僅具有視覺上之雄偉與和諧對比，更具體呈現了台灣東部地質構造之窗口，山地、溪谷與海岸線共同構成一個動態且具教育意義之地景系統。

3.7 天然災害

池上鄉位於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的花東縱谷北段，其天然災害主要受地質構造、地形、氣候及河流作用所控制。主要的災害類型包括地震、洪水、土石流及坡地崩塌。本章節將針對歷史重大災害案例、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現行防災體系，以及氣候變遷下的風險趨勢進行分析。

 

歷史重大災害案例

池上鄉的災害史與其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帶的構造位置密切相關。

1.  地震災害：1951年花蓮-台東地震序列中，同年10月22日發生的地震（震央約在玉里-池上一帶）對池上地區造成顯著破壞。更具指標性的是 2003年12月10日池上地震，規模6.6，震源深度約10公里。該次地震造成池上鄉多處房舍龜裂、道路損壞，並直接引發了瑞穗隧道（台鐵）嚴重擠壓變形，凸顯縱谷斷層活動對交通命脈的威脅。2018年2月6日花蓮地震（規模6.2）及2022年9月17日-18日池上系列地震（最大規模6.8）再度造成1855年興建之萬安磚窯廠局部坍塌、臺鐵東里站月台崩塌，以及多處道路、橋梁與民宅損毀，顯示該區域地震活動之頻繁與破壞力。

2.  洪水與土石流災害：2009年莫拉克颱風（Typhoon Morakot）期間，池上鄉累積雨量超過1,500毫米，導致卑南溪及其支流水位暴漲，沿岸農田嚴重淹沒與流失。坡地集水區亦發生多起土石流，對聚落與農業生產造成衝擊。2016年尼伯特颱風（Typhoon Nepartak）帶來強風與豪雨，造成池上鄉廣泛的農業設施損毀與作物損失。

 

土石流潛勢溪流數量與分布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23年公布）之資料，池上鄉經公告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共計11條。這些溪流主要分布於海岸山脈西側坡地注入花東縱谷的區域，以及中央山脈東側支流。高風險區域集中於：

*   錦園村、萬安村及慶豐村鄰近海岸山脈之坡地。

*   富興村等地之丘陵地。

其地質基礎多為易風化之沉積岩與變質岩，加上陡峭之地形、地震頻繁導致岩體破碎，以及近年極端降雨事件，共同構成土石流發生之高潛勢條件。

 

防災體系運作現況

池上鄉之防災體系依「災害防救法」運作，架構如下：

1.  組織架構：池上鄉公所設有災害應變中心，鄉長兼任指揮官。下設有民政、建設、農業、社會等業務組別，並與村里辦公處、消防分隊、警察分駐所及當地國軍單位形成橫向聯繫網絡。

2.  監測與預警：鄉公所與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利署、水土保持局及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保持連線，接收地震速報、豪大雨特報、洪水預報及土石流警戒值資訊。境內設有雨量站、水位站等自動監測設施。當土石流警戒值發布時，由鄉公所及村里長負責執行保全戶之預防性疏散勸告或強制疏散。

3.  避難與收容：全鄉劃定數處避難收容處所，多利用活動中心、學校等公共設施。每年辦理防災演練，內容包括疏散引導、收容安置及災情通報。萬安村、錦園村等土石流高風險村里為演練重點區域。

4.  社區防災：部分社區（如大埔部落）推動自主防災社區，培訓在地防災員，進行自主巡檢與初期應變。然而，此項工作的普及率與資源投入仍有提升空間。

 

氣候變遷下的風險趨勢

結合全球氣候模式與區域地形特徵，池上鄉未來面臨的複合型災害風險可能加劇：

1.  地震風險持續：池上鄉坐落於池上斷層（活動斷層編號017） 沿線，該斷層屬第一類活動斷層，具高活動性。歷史與現代測量均顯示其持續的右移變形。學術研究推估，未來50年內發生規模大於6.5之地震概率不容忽視，將持續是該鄉最重大的潛在災害威脅。

2.  極端降雨強度與頻率增加：氣候變遷模型顯示，未來颱風降雨強度可能增強，短延時強降雨事件更為頻繁。這將直接提高卑南溪、秀姑巒溪及其支流發生洪水的機率與規模，同時大幅提升土石流潛勢溪流的觸發機會。極端降雨與地震事件可能產生鏈結效應，即強震後之鬆動土體在後續豪雨中更易形成大規模土石流。

3.  農業脆弱性加劇：作為以農業（知名池上米）為經濟核心的鄉鎮，極端氣候事件對農田水利設施、土壤肥力及作物生長季的影響將更為顯著。高溫與降雨型態改變可能誘發新的病蟲害，構成非傳統的「緩衝型」災害風險。

4.  社會經濟因素影響韌性：人口結構高齡化可能影響災時疏散速度與自救能力。主要經濟活動與基礎設施（如鐵公路、灌溉系統）集中於縱谷平原，暴露於地震、洪水等多重災害下的脆弱度偏高。

 

綜上所述，池上鄉之天然災害管理需正視其位於活動構造帶的先天脆弱性，並將氣候變遷參數納入長期的國土規劃、工程設計及社區防災準備中，以提升整體環境韌性。

 

第四章 人口與族群

4.1 人口規模與分布

根據歷年戶政統計資料，池上鄉人口總規模呈現穩定緩降趨勢。截至公元2023年底，全鄉總人口數約為7,800人，總戶數約3,000戶。以全鄉行政面積82.69平方公里計算，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94人，此密度顯著低於臺東縣平均（約每平方公里63人，但此數據因縣內各鄉鎮差異極大，池上鄉在縣內屬人口較為集中之區域），更遠低於全國平均水準，符合其以農業為主、工商業活動有限的鄉鎮特質。

 

全鄉行政區劃分為10個行政村，各村人口規模與排序呈現明顯差異，其分布與地形及交通動線密切相關。人口數最多的前三村依序為大坡村、福原村及慶豐村，此三村人口總和約佔全鄉人口之半數。其中，福原村與慶豐村為池上鄉之行政、商業與交通核心，鄉公所、主要商店街、池上火車站皆位於此區域。大坡村則因涵蓋部分平原區及通往臺東市的臺20甲線起點，聚落發展亦具規模。

 

人口次多之層級包括新興村、萬安村及振興村。新興村位於平原北端，鄰近關山鎮；萬安村以萬安社區為主體，是平原上重要的農業聚落；振興村則位於平原東側，毗鄰海岸山脈山麓。其餘村落如錦園村、富興村、水安村及大埔村，人口規模相對較小，均少於500人。大埔村為全鄉人口最少之村落。

 

此人口空間分布型態，清晰地反映了「交通導向」與「地形限制」兩大核心特徵。絕大多數人口集中於池上平原（又稱新武呂溪沖積扇）之上，此區域地勢平坦、水源充沛（源自新武呂溪及秀姑巒溪），極適宜水稻耕作，為聚落形成與擴張的物質基礎。主要聯外道路臺9線（花東公路） 縱貫平原西側，成為全鄉發展的中軸線。觀察人口聚居點可見，福原、慶豐、大坡、新興、萬安等主要村落，皆沿臺9線或與其銜接之縣道197線（東側）分布，形成明顯的帶狀聚落體系。池上火車站設於福原村，強化了該地作為交通門戶與人口集散地的地位。

 

反之，人口稀少的村落多位於平原邊緣或山麓地帶，其發展受地形嚴重制約。例如富興村與錦園村部分區域已進入海岸山脈西側山麓，地勢坡度增大，可耕地減少，聚落規模因而受限。大埔村雖位於平原，但位置相對偏離臺9線主要幹道，發展動能較弱。

 

從歷史脈絡檢視，此分布格局系長期演化之結果。池上平原早期為原住民族（主要為卑南族Pinuyumayan與布農族Bunun）活動領域。日治時期（約1920年代後），隨著池上圳等大型水利設施完工，日本殖民政府有計劃地引進日本移民與鼓勵漢人開墾，建立了「池上村」的基礎，移民聚落即圍繞官署、車站及圳路沿途展開。戰後，來自西部（特別是客家與閩南族群）的農業移民持續遷入，主要仍選擇在已具規模的平原聚落周邊或沿交通線拓墾，強化了既有的人口分布模式。

 

綜上所述，池上鄉人口呈現總量少、密度低的總體特徵，其空間分布高度集中於池上沖積平原，並緊密依附臺9線交通走廊。村落規模排序直接反映其區位是否位於「平原核心」與「交通幹線」的疊加優勢區。山地與偏離主幹道的區域，則維持小規模散村形態。此種分布清晰地刻畫出一個典型臺灣東部農業鄉鎮，其人口聚落受自然地理條件與交通基礎建設深刻塑造的空間圖景。

4.2 人口結構

依據歷年戶政統計數據與人口普查資料，池上鄉的人口結構呈現顯著的「雙重減少」壓力與深度高齡化特徵，此趨勢與其地理環境、產業型態及區域發展歷程密切相關。

 

一、年齡組成與高齡化程度

池上鄉的人口金字塔已呈現明顯的倒鐘形，青壯年人口萎縮，老年人口比例持續擴張。依據最近期可用之細部統計（推估至2023年底），池上鄉總人口數約為7,800人。其中，0至14歲之幼年人口比例長期低於10%，顯著低於全國平均；15至64歲之青壯年工作年齡人口比例約佔60%-65%，但絕對人數與比例均持續下降；而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逾25%，即每四位居民中即有一位為高齡者，此比例遠高於臺灣整體水平，亦為臺東縣內老化程度最嚴重之鄉鎮之一。

 

反映高齡化程度的關鍵指標「老化指數」（即65歲以上人口數與0至14歲人口數之比值），池上鄉長期高居全臺前列。該指數已持續超過300%，意味著老年人口數量為幼年人口的三倍以上，部分年份甚至逼近400%，凸顯人口結構極度失衡的嚴峻現實。

 

二、自然增減與社會增減趨勢

池上鄉長期面臨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均為負值的「雙重減少」困境。

 

在自然增減方面，粗出生率常年維持在千分之5以下的極低水平，而粗死亡率因人口老化影響，約在千分之15上下波動，導致自然增加率自1990年代末期起即持續為負值，每年自然減少人口約數十人。此現象根源於生育年齡人口（特別是20-39歲女性）外流與生育意願低落，導致出生數逐年遞減。

 

在社會增減（遷徙移動）方面，淨遷出為長期主旋律。受制於鄉內以農業為主、工商業機會稀缺的產業結構，青年人口於完成中等教育後，為求學與就業大量外移至花蓮、臺東市、西部都會區，形成持續性人口外流。每年社會增加率多為負千分之10以上，遷出人口多為青壯年，進一步加劇人口老化與勞動力短缺。此一趨勢與池上鄉作為東部縱谷農業鄉鎮的經濟定位直接相關，人口外流是區域發展不均的具體體現。

 

三、新住民人口組成

在總人口衰退與高齡化的背景下，新住民成為池上鄉近年少數具有增長潛力的人口群體，但其總數與影響力仍屬有限。依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池上鄉的新住民以「婚姻移民」為主，主要來源國為越南與印尼，其次為中國大陸。其人數約佔鄉內總人口之2%-3%，即約150至250人左右。

 

這些新住民多因婚嫁進入本地家庭，其分布與本地農村人口分布相關，對緩解部分農村家庭勞動力不足、以及維繫少數社區人口基數起到微觀作用。然而，由於總體人數規模較小，且其自身亦面臨社會適應、經濟參與及文化融合等挑戰，尚不足以扭轉整體的人口衰退與老化結構。此外，新住民的下一代雖為幼年人口來源之一，但數量有限，對年齡結構的調整作用仍不明顯。

 

綜合分析

池上鄉的人口結構現況，是高齡少子化全國趨勢下的區域性極端案例。其「雙重減少」壓力—即自然死亡多於出生、社會遷出多於遷入—根植於其地理上的相對偏遠性與經濟上的農業主導性。深度高齡化不僅對地方勞動力供給、農業經營傳承、社區活力造成直接衝擊，亦對社會福利體系、醫療照護資源配置與公共服務的可持續性帶來長期挑戰。人口結構的持續劣化，將是影響池上鄉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最根本的限制因素之一。

4.3 族群組成

根據台東縣池上鄉戶政事務所截至2023年底之統計數據，池上鄉總人口數約為8,200人。族群組成呈現多元並存的樣態，主要可分為漢族與臺灣原住民族兩大類別，其比例與空間分布深受地理環境、歷史開發進程與產業經濟活動影響。

 

漢人族群約占全鄉總人口之65%至70%。其中，閩南裔（主要來自臺灣西部之漳、泉籍）為漢人族群中人口最多者，約占全鄉總人口之45%。其遷入歷史與池上平原之農業墾殖密切相關，主要始於日治時期（約1920年代後）官方有計畫的移民開墾，以及戰後隨經濟活動而來的持續移入。閩南裔居民在空間分布上相對廣泛，於平原區之主要聚落如池上、慶豐、大埔、萬安等地均佔有相當比例，並主導鄉內商業活動與地方行政。

 

客家裔人口次之，約占全鄉總人口之15%至20%。客家族群移入時間點與閩南族群相近，同樣響應日治時期之官營移民政策（如「官營移民事業」），自桃園、新竹、苗栗及高雄、屏東等地遷入。其聚居形態呈現較明顯的集中性，主要分布於錦園村（舊稱「新開園」）、萬安村（特別是龍仔尾區域）以及富興村一部分。這些聚落傳統上以緊密的宗族關係與水田稻作為社會經濟基礎，形成具客家文化特色之社區。

 

外省籍族群（指1945-1949年間隨國民政府遷臺之軍民及其後代）比例相對較低，約占全鄉總人口之5%以下。其移入多與戰後初期安置退役軍人從事農業開發之政策有關，例如「退輔會」曾於池上設立農場。居住分布較為分散，部分集中於特定安置區域或與其他漢人混居。

 

臺灣原住民族總人口約占全鄉總人口之30%至35%，其中絕大多數為阿美族（‘Amis）。池上鄉的阿美族屬於阿美族系統中的海岸阿美群（雖地處縱谷，但由海岸地區遷入）與秀姑巒阿美群，為鄉內世居族群。其傳統領域涵蓋整個池上平原及周邊山麓，現今主要聚居於以下幾個行政村：

*   大埔村（阿美族名稱：Fata’an，發源于臺東縣成功鎮）

*   富興村（阿美族名稱：Lakolang，原居於海岸，後遷入縱谷）

*   振興村（包含石牌、水墜等部落）

*   錦園村與萬安村亦有部分阿美族家戶聚居。

 

此外，有少數布農族（Bunun）家庭居住於鄉內，主要為巒社群（Takebanuaz）與郡社群（Isbubkun），係自中央山脈西側或南投、高雄山區因婚姻、工作等因素遷徙而至，人口零星，未形成大型聚居部落。

 

總結而言，池上鄉之族群空間分布具有清晰的地理-歷史脈絡：漢人族群（尤以閩、客為主）因較晚期的農業墾殖歷史，主要聚居於地勢平坦、水利設施完備之平原核心地帶，並沿臺9線省道形成線性聚落與商業街區。阿美族作為原居族群，其部落多位於平原邊緣靠近山麓或較早開發之區位，部分部落鄰近卑南溪支流，呈現適應縱谷地形之分布特徵。此種「漢居平原中心，原民鄰山而居」的空間模式，是東臺灣縱谷地區族群分布的典型縮影，也反映了不同時期土地利用與資源競爭的歷史過程。各族群在池上鄉共構了以稻作為核心的產業生活圈，在社會互動上呈現既共存又保有各自社群網絡的態勢。

4.4 人口變遷趨勢

池上鄉的人口變遷趨勢，在戰後數十年間呈現清晰的「先增後減」曲線，並與區域交通建設、主流產業結構的轉型關鍵期高度耦合。總人口數自民國40年（1951年）的約5,000人開始穩定成長，至民國60年（1971年）達到統計上的歷史峰值12,351人。此後，人口進入長期、緩慢但持續的負成長階段。依據近期統計，民國111年（2022年）底戶籍人口數已降至約8,400人，較峰值減少約32%，顯示超過半個世紀的人口外流趨勢未曾逆轉。

 

此一變遷趨勢的直接驅動力為社會增加率（遷出大於遷入）的長期負值，並可從以下關鍵基礎設施與產業經濟事件中獲得解釋：

 

首先，交通條件的根本性改善，特別是鐵路系統的升級，意外成為加速人口外流的催化劑。民國67年（1978年）完成的「臺東線鐵路拓寬工程」（東拓），將原有的762毫米窄軌全面改為1,067毫米標準軌，並進行路線截彎取直，大幅提升運輸效率與舒適度，使花東縱谷納入全臺標準軌鐵路網。此一建設雖強化了池上作為縱谷中段交通節點的地位，但其更深遠的影響是顯著降低了居民前往西部都會區求學、就業的交通門檻與時間成本。鐵路通車後，青年人口得以更便捷地向外流動，追求製造業與服務業的職缺，導致本地勞動力持續淨流出。此現象印證了在缺乏相應就業機會創造的前提下，交通改善往往首先服務於「離鄉」需求而非「引進」資源。

 

其次，在地支柱產業的興衰週期直接主導了人口容納能力的起伏。池上鄉的經濟基礎長期以農業為核心，其中「池上米」的聲譽建立在日治時期即開始的品種改良與水利建設（如昭和15年[1940年]完工的池上圳）之上。民國60至70年代（1970-1980年代），雖因稻作品質優良而享有相對穩定的農業收益，但同時期臺灣整體經濟結構正經歷由農業轉向工業的劇變。農業部門的比較利益下降，且隨著農業機械化（如耕耘機、插秧機、收割機的普及）大幅提升勞動生產力，單位面積耕地所需的勞動力持續減少，釋放出大量剩餘農業勞動力。這批勞動力恰逢臺灣出口導向工業化高峰期，自然成為西部工廠與都市的招募對象，構成了人口外流的主力。

 

此外，林業與糖業等曾經的重要輔助產業衰退，進一步削減了就業選項。日治時期至民國60年代，池上地區因鄰近中央山脈林區，曾有相當規模的林業經濟活動，但隨著國家林業政策轉向保育與限伐，相關就業機會急遽萎縮。同時，作為臺灣戰後重要經濟作物的甘蔗，其種植與相關的製糖產業（例如臺糖公司轄下的原料區與運輸線）在池上亦曾存在，然在國際糖價波動與產業政策調整下，於民國70年代左右式微。這些產業的退出，使得本地經濟更加依賴稻作單一產業，無法為非農戶或尋求多元就業的青年提供足夠職缺，強化了外推的經濟動機。

 

綜觀近三十年，池上鄉的人口結構已呈現明顯高齡化與少子化特徵。老年人口比例持續攀升，幼年人口比例相對萎縮，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儘管民國90年代（2000年代）後，休閒農業與觀光業因「池上便當」的文化意象、伯朗大道、金城武樹等景點而有所發展，並吸引少量人口回流從事民宿、餐飲等服務業，但其創造的就業規模與穩定性，尚不足以扭轉因主力農業部門就業容量有限、且缺乏第二級產業所導致的人口基本面趨勢。

 

因此，池上鄉的人口變遷趨勢，實質上是臺灣戰後區域發展不均衡與產業結構轉型的縮影。鐵路現代化降低了遷移成本，農業現代化釋出了勞動力，而傳統林業、糖業的衰退則封閉了在地化的替代就業路徑。三者共同作用，導致人口在達到峰值後進入結構性的外流通道。當前的人口總量穩定在約八千餘人，反映的是在觀光業與精緻農業支撐下的一個新的、但較歷史規模為小的動態平衡。

 

 

第五章 歷史文化與聚落

5.1 聚落發展與空間分布

池上鄉之聚落發展與空間分布，深受其獨特地形、交通動線及歷史移民過程所形塑。全鄉地處花東縱谷中段，西倚中央山脈，東臨海岸山脈，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新武呂溪、富興溪流經，形成沖積扇平原。聚落主要分布於縱谷平原之上，並明顯沿著交通幹道（最初為清代官道，其後為花東鐵路與台9線）呈線性發展。各聚落之選址、族群構成與機能，呈現清晰的差異性與互補性。

 

一、核心聚落：池上村

 

池上村為鄉治所在，是全鄉行政、商業與交通核心。其選址於縱谷平原較開闊處，地勢平坦，水源取自新武呂溪沖積扇之豐沛地下伏流，利於早期拓墾。聚落最初沿清代「卑南道」（後稱關山越嶺道）之要衝發展，1917年花東線鐵路通車設「池上驛」後，聚落核心正式轉移至車站周邊，形成棋盤狀街區。族群組成以漢人為主，為1945年後移民之混合，包含閩南、客家及隨國民政府遷臺之外省族群，呈現多元性。原住民族阿美族(Amis)於本聚落內人口相對較少，多已與漢人混居。機能上，池上村集中了鄉公所、戶政事務所、警察分局、消防分隊、郵局、農會總部等行政與金融機構，中山路、中正路一帶為主要商業區，提供全鄉性零售、餐飲及服務業。此外，因應觀光發展，以「池上米」文化為核心的米食加工、體驗活動及相關文創產業亦聚集於此。

 

二、農業與轉運聚落：大坡村、慶豐村、新興村

 

此三村位於池上平原北部及西北部，地勢略高，毗鄰海岸山脈西側山麓。大坡村地名源自阿美語「大陂」(Tapori)，指稱當地的大湖泊（今之大坡池），該聚落最初即因湖泊資源（漁獵、灌溉）而發展。慶豐與新興村則位於平原進入海岸山脈之隘口附近。族群組成上，此區域為阿美族(Amis)傳統生活領域，至今仍保有較高的原住民人口比例，諸如大坡、慶豐等社區均有活躍的部落組織與文化活動。漢人移民則多於日治時期後期及戰後遷入，從事水稻開墾。機能上，此區以農業生產為主，為池上米重要產區。大坡村因擁有「大坡池」國家級濕地，發展出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機能。此外，位於新興村內的「池上牧野渡假村」原為臺灣糖業公司之「池上農場」，具備特殊的地景與休閒機能。交通上，此區鄰近臺鐵「池上號誌站」及花東縱谷公路，具農產品轉運之利。

 

三、縱谷南緣聚落：富興村、萬安村

 

兩村位於池上平原南部，地勢平坦開闊，北鄰秀姑巒溪，土壤肥沃。聚落選址與清代官道及後續的縱谷公路密切相關，沿臺9線兩側呈帶狀分布。富興村舊名「猴仔山」，因附近山形得名；萬安村舊名「萬安社」，為阿美族部落名。族群組成同樣為阿美族(Amis)與漢人混居，其中萬安村之「大埔部落」為阿美族重要聚居區。此區域機能高度以精緻農業為核心，尤以「萬安社區」及「伯朗大道」（位於萬安村錦園橋附近）聞名，其廣袤無電桿的稻田景觀，因廣告拍攝而成為國際級觀光地標，帶動了深度文化體驗、單車旅遊與民宿產業。行政機能相對單純，以社區發展協會為地方事務推動主體。

 

四、山麓與溫泉聚落：錦園村、振興村

 

兩村位於海岸山脈西側山麓至山腰地帶，地勢較高，坡度較陡。聚落選址最初為原住民依山狩獵及漢人上山墾殖之所。錦園村原名「灰窯」，因早期曾有燒石灰產業；振興村原名「蓋仔寮」。族群以漢人（客家比例較高）為主，亦有部分阿美族。此區之核心特殊機能為地熱資源。振興村內的「池上温泉」源頭，早在日治時期即被發現，泉水屬中性碳酸氫鈉泉。該溫泉區的發展較晚，直至近二十年才逐步開發為觀光休閒設施，形成結合温泉沐浴、住宿與山區生態旅遊的專業化聚落區塊，與平原區的農業觀光形成互補。農業則以山坡地的果樹、竹林等經濟作物為主。

 

綜上所述，池上鄉之聚落體系呈現「單核心（池上村）－帶狀分布（沿臺9線）－機能專業化（農業、溫泉、生態、觀光）」的空間結構。聚落選址從原住民依山傍水的傳統，轉變為與交通動脈和自然資源（水、地熱、地景）緊密結合的模式。族群分布上，平原中心與交通線以漢人為主，平原周緣及山麓地帶則保留較強的原住民族群色彩，形成文化上的鑲嵌景觀。各聚落依其資源稟賦，發展出行政商業、精緻農業、生態旅遊、溫泉休憩等不同機能定位，共同構成了池上鄉多元而有機的聚落風貌。

5.2 傳統文化與祭儀

池上鄉的傳統文化與祭儀體系，主要承襲自臺灣原住民族阿美族（Amis／Pangcah）的社會結構與信仰習俗。該鄉境內之原住民族聚落，如富興、大坡、慶豐、萬安等地，主要屬於阿美族中的「海岸阿美」系統，其文化呈現鮮明的母系社會特徵與嚴密的年齡組織，並與本地之濕地、溪流及水稻田生態環境緊密互動，發展出相應的物質文化。

 

一、原住民社會制度

池上阿美族社會以母系繼嗣與從妻居為核心。家族財產與氏族（asar）名號由女性繼承，婚姻形式為男子入贅妻家。然而，社會的公共事務與部落（niyaro’）治理，則由男性年齡組織（selal）與其推選出的領袖主導，形成一種「母系繼嗣，男性治事」的雙元結構。

 

年齡組織（selal）是部落政治與軍事行動的基礎，稱為「年齡階級制度」。此制度為終身制，男子約在13至15歲時通過成年禮（misatrotroay）入級，並每五年左右晉升一階，形成嚴格的長幼倫理與責任分工。各階級皆有專屬名稱與職責，例如最年輕的「卡巴特」（kapot）階級負責勞役與傳令，壯年階級「拉杜介」（laturay）負責狩獵、築屋與防衛，最高階的「馬洛古艾」（malokoaay）則擔任顧問。每個部落擁有一個青年會所（sfi或taloan），作為年齡階級集會、訓練與住宿之地，是部落男性社會化的核心場域。據調查，池上地區如大坡部落，其年齡階級系統在日治時期（約1895-1945年）曾被部分改編，但戰後逐漸恢復傳統運作模式，至今仍是維繫部落秩序的重要機制。

 

二、核心祭儀與意涵

阿美族的祭儀（kawas）與歲時生活、農業生產及祖靈（kawas no mita’）信仰密不可分。池上鄉因其地理環境兼具平原水稻耕作與山林溪流資源，其祭儀體系體現了農耕與漁獵並重的特色。

 

1.  豐年祭（Ilisin／Malikoda）： 為年度最盛大的祭典，並非單一節日，而是一系列儀式的總稱。主要目的在感謝祖靈與神靈過去一年的庇佑，祈求來年豐收、族人健康，並具有訓練年齡階級、凝聚部落認同的功能。傳統上於小米收穫後舉行（約農曆七月），但隨著主食改為水稻，部分部落調整至七、八月間舉行。儀式流程嚴謹，通常持續三至五天，包含以下階段：

    *   預備與禁忌期（Mifoti’）： 各階級分工籌備，禁止喧嘩，並由祭司（sikawasay）或頭目帶領進行祈福。

    *   迎靈儀式： 於特定地點迎請祖靈來到祭場。

    *   歌舞祭儀： 核心環節。男子按年齡階級圍圈唱跳祭祀歌舞（如「勇士舞」），歌謠內容多為敘述歷史、訓勉子孫。女性則在外圍或特定時段參與歌舞。此過程嚴格遵循長幼次序，是展現年齡組織紀律與協調性的場合。

    *   共食與饋贈： 分享祭品與食物，並有女方家族慰勞男方年齡階級的儀式，強化姻親聯繫。

    *   送靈儀式： 誠敬地將祖靈送回居所，祭儀結束。

    需特別指出，池上各部落的豐年祭細節存在差異，例如富興部落與大坡部落的儀式流程與歌謠序列便各有特點，展現了部落自主性。

 

2.  捕魚祭（Misacepo’／Miladis）： 反映對河川資源的感念與永續利用智慧。傳統上於豐年祭前舉行，由男性年齡階級至特定河段（如秀姑巒溪支流）進行儀式性捕魚。祭儀前會由長老主持祭祀河神，宣佈漁區與禁忌，捕獲之魚獲共享。此祭儀強調資源共有與遵守規範的集體意識。

 

3.  狩獵祭（Miangay）： 與山林資源相關之祭儀，規模較小。入山前舉行祭祀山神與祖靈的儀式，祈求平安與獵獲，歸來後亦有分享獵肉的習俗。隨著狩獵活動減少，此祭儀常與其他活動結合或簡化舉行。

 

這些祭儀共同構成了人與自然（kawas no nano）、人與祖靈，以及部落內部人際關係的周期性調節與強化機制。

 

三、物質文化

物質文化的創造與使用，緊密結合生活需求、社會身份與生態環境。

 

1.  工藝：

    *   編織： 女性擅長竹編與草編，利用黃藤、月桃（Alpinia zerumbet）莖、林投等材料，製作背籃（’alofo）、畚箕、席墊、魚簍等生活器具。其中，配合稻作生活所需的各式穀物盛裝與搬運容器，形制多樣。

    *   製陶： 傳統阿美陶（tayal no ’Amis）為手捏露天燒製，但此技藝在池上地區已近乎失傳，日常生活器具早被現代器皿取代。

    *   香蕉絲織布： 為海岸阿美特色工藝，但主要盛行於臺東縣成功鎮等地，池上地區較非主流，其纖維取自芭蕉屬植物（Musa sapientum）。

 

2.  服飾：

    傳統服飾是年齡、階級與地域識別的重要標誌。池上地區阿美族服飾屬「海岸阿美」型制。男性傳統服飾包括無袖長上衣（lukup）、丁字褲（tapis）及繡有圖案的胸兜。女性為長袖上衣與一片式長裙（lukup），搭配腰帶與綁腿。盛裝時，頭戴羽毛飾冠（白羽為領袖或勇士象徵），頸掛多串琉璃珠項鍊（lala’）。服飾顏色以白、黑、紅、藍為主，紋樣多為直線條紋、菱形紋等幾何圖案。年齡差異體現在飾品多寡與紋樣複雜程度上，青年服飾較為簡樸，壯年與長老則可佩戴更多象徵榮譽的飾物。當代祭儀中，傳統服飾的穿著仍被嚴格要求，是文化認同的具體展現。

 

總體而言，池上鄉阿美族的傳統文化與祭儀，是一個根植於母系親屬制度、嚴密年齡組織，並與當地平原濕地及溪流生態緊密結合的動態體系。儘管經歷殖民統治、宗教變遷與現代化衝擊，其核心的社會組織原則與年度祭儀週期，仍透過部落自覺的文化實踐，在當代社會中持續演繹與傳承。

5.3 文化資產與歷史建築

池上鄉的文化資產與歷史建築，深刻反映了此地從史前時期、原住民族傳統生活、日治時期殖民開發，至戰後移民社會的多層次歷史紋理。本節將依序梳理並陳述考古遺址、石板屋遺構及日治時期建築遺跡之具體內涵與保存現況。

 

考古遺址

池上鄉位於花東縱谷南段，其河階地形與沖積扇為史前人類提供了適宜的生存環境。目前鄉內經調查記錄最具代表性的考古遺址為「富南遺址」（亦稱舊富興遺址），坐落於富興村西側，海拔約225-235公尺的河階地上。該遺址於1970年代由學者宋文薰等人發現，文化層主要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卑南文化」（Peinan Culture）系統，年代約距今4000至3500年前，後期亦有部分鐵器時代「靜浦文化」的物質遺留。遺址出土文物包括打製與磨製石器、陶器（以素面紅陶為主），以及具代表性的板岩石板棺墓葬。墓葬中曾出土玉器飾品，顯示當時已有社會階層分化與貿易交換網絡。遺址部分區域曾因道路拓寬與農墾活動遭受破壞，現況多已回填或為農田覆蓋，地表偶可採集到陶片與石器。此遺址之存在，證明池上地區在數千年前已是人群活動與文化交流的重要節點。

 

石板屋遺構

池上鄉為原住民族布農族（Bunun）的傳統生活領域，尤以轄內的大埔（Tahuan）、錦園（Kinron）及部分山區為其聚落所在。傳統布農族家屋多以板岩或頁岩片砌築而成，稱為石板屋（slate house），其結構適應本地地理環境，具有冬暖夏涼、防風穩固的特性。典型構造包含以石板疊砌的方形或長方形主屋（luma）、附屬的穀倉，以及戶外工作平台。

鄉內如鹿寮（Luliao）一帶的山區邊緣，仍可尋得部分遭廢棄或半傾圮的石板屋遺構。這些遺構通常位於坡地，背山面谷，符合傳統選址智慧。建築石材多取自當地溪床或岩層，以乾砌法堆疊，屋頂亦覆蓋石板。然而，隨著聚落遷移與現代化建材的普及，多數傳統家屋已被鋼筋水泥建築取代，現存遺構大多處於自然風化與植被侵蝕的狀態，未經系統性修復或維護。此類遺構雖為理解布農族適應縱谷環境的生活智慧與建築技術之實證，但目前僅能視為文化地景的一部分，尚未有具體單點被指定為法定文化資產。

 

日治建築遺跡

日治時期（1895-1945年），殖民政府為開發東部資源與實施內地移民政策，在池上地區進行有計劃的土地調查、水稻農作推廣與聚落建設。相關建築遺跡可概分為兩類：公共官方建築與移民村建築。

在公共建築方面，最具代表性者為「池上車站」相關設施。初代木造站房建於1926年（大正15年，昭和元年）臺東線鐵道通車至池上時，其後因運輸需求增長，於1937年（昭和12年）改建為較大規模之站體。目前所見之車站主體雖經戰後多次整修，但其基本配置與部分結構仍保留了日治末期的風貌。此外，興建於同期、用於糧食儲運的「池上穀倉」（或碾米廠）建築群，其大型木桁架結構與磚造倉體，亦為日治時期產業建築之典型。然部分附屬建築已因產業沒落而閒置或改建。

在移民村建築方面，日本政府於1930年代在池上設立「池上村」移民聚落（主要位於今錦園、萬安一帶）。移民住宅多採標準化設計，為木造或磚木混合結構，設有防潮地基與寬敞廊道（緣側），以適應本地氣候。此類民宅目前零星散落於老街區或農田之中，多數已被大幅改建，僅極少數仍保留原始屋架、窗櫺或外牆材料。

上述日治時期建築遺跡的保存現況各異。池上車站因其持續使用與交通門戶地位，主體結構保存尚稱完整，但其歷史氛圍因周邊商業化開發而受到影響。產業建築如舊穀倉，則面臨產權複雜與閒置頹圮的挑戰。至於移民村宿舍或民宅，因非屬官方指定古蹟或歷史建築，在缺乏法規保護與維護意識下，正隨都市更新與老屋拆除而快速消失。

 

綜合評估

綜上所述，池上鄉的文化資產呈現時序連續但保存狀態脆弱的特徵。史前考古遺址深埋地下，其保存仰賴法令禁止挖掘與民眾文資意識；原住民石板屋遺構則因傳統生活方式的變遷，淪為自然環境中逐漸泯滅的痕跡；日治時期建築雖部分結構尚存，但除仍具功能性的車站外，多數面臨改建、廢棄或拆除的壓力。這些資產共同構成了池上從史前、原民、殖民到現代的多重歷史圖像，然其具體維護、研究與活化再利用工作，仍有待系統性的調查記錄、法指定位與社區參與，方能在發展與保存之間取得平衡。

5.4 地方節慶與觀光活動

池上鄉的年度節慶與觀光活動，緊密鑲嵌於其稻作農業週期、族群文化脈絡與近年塑造之地景品牌之中。這些活動不僅是觀光經濟的驅動力，亦成為反映地方社會變遷與文化主體性辯論的場域。

 

固定舉辦之核心節慶與活動

 

1.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此為池上鄉最具全國知名度的標誌性活動。自2009年起，由臺灣好基金會與池上鄉公所、池上鄉文化藝術協會等單位合作，於每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稻穗轉金黃時節舉行。活動核心內容為於田中央搭建舞台，邀請國內外頂尖表演團體（如雲門舞集、優人神鼓、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以及歌手張惠妹等）舉辦音樂會或舞蹈演出。其文化符號塑造緊扣「藝術在稻田」的意象，將池上地景——藍天、青山、金色稻浪與藝術表演結合，透過媒體傳播，強化了池上作為「臺灣最美稻鄉」與「文化淨土」的想像。此活動顯著帶動秋季觀光人潮，據估算，單日活動可吸引上萬名遊客，對鄉內餐飲、住宿及農特產品銷售產生直接經濟效益。

 

2.  阿美族豐年祭（Ilisin）：作為池上鄉主要的原住民族群，阿美族各部落（如大埔、大坡、富興、慶豐等）於每年7月至9月間，依各自傳統擇期舉辦豐年祭。此為阿美族最盛大的年度祭儀，旨在感謝神靈祖靈、慶祝豐收與凝聚部落意識。活動內容包含迎靈、宴靈、送靈等嚴謹儀式，以及圍舞、年齡階級訓練、運動競技與共食。與高度觀光化的秋收藝術節不同，Ilisin首要功能為部落內部文化傳承與社會整合。然而，其豐富的歌舞展演亦吸引大量外來遊客與攝影者。這促使部分部落發展出「展演」與「真實祭儀」區隔的機制，例如設立遊客觀禮區、規劃特定時段開放參與，或在祭儀核心時段婉拒外界干擾，以維繫祭典的神聖性與部落自主權。

 

3.  伯朗大道暨天堂路相關觀光活動：因廣告與電影拍攝而聞名的「伯朗大道」（正式名稱為錦新三號道路）及「天堂路」，其地景本身已成為常態化的觀光符號。圍繞此區，衍生出常態性活動如自行車漫遊、四季攝影（尤以春耕水鏡、秋收金黃為賣點）。每年元旦於附近坡地舉辦的「迎曙光」活動，則是結合自然景觀與新年慶祝的觀光產物，吸引遊客於海岸山脈腳下迎接新的一年第一道曙光，賦予地景「新生」、「希望」的象徵意義。

 

觀光效益與文化／社區自主性的平衡與挑戰

 

上述活動為池上帶來顯著的觀光產值。根據地方統計，假日遊客量可達數千人次，帶動了民宿業（全鄉合法民宿數已超過數十家）、自行車租賃、農產加工品（如池上米、米餅、米冰淇淋）及餐飲服務業的發展。節慶期間的密集曝光，持續鞏固池上的品牌形象，有助於農產品附加價值的提升。

 

然而，觀光化同時對地方社會與文化生態帶來衝擊與反思：

*   環境與承載壓力：大量人車湧入寧靜的鄉村與部落，造成交通堵塞、噪音、垃圾問題，以及對農田環境的潛在干擾。居民生活安寧受到影響。

*   文化商品化風險：無論是原住民祭儀或農村景觀，均面臨被簡化為觀光消費符號的風險。例如，阿美族豐年祭的深層文化意涵可能被遊客的獵奇心態所遮蔽；稻作文化的精神也可能被簡化為拍照背景。

*   利益分配與社區自主：大型觀光活動的規劃主導權與經濟收益，未必能均衡回流至在地社區與小農。為此，地方組織如「池上鄉文化藝術協會」及部分部落領袖，積極爭取參與決策，並推動「社區協力」模式。例如，秋收藝術節後期更強調與在地農友合作，採用在地食材；部分部落對參與豐年祭的遊客採取預約制或收取清潔贊助費，將資源用於部落公共事務，以維護文化主體性並實現實質回饋。

*   多元聲音的展現：除了上述大型活動，地方社群亦自主發起小規模、深度的文化活動，如客家文化導覽、農村體驗工作坊、米食文化課程等，試圖提供不同於主流觀光敘事的深度體驗，強調知識傳承與社區互動，平衡純粹消費性的觀光模式。

 

結論

池上鄉的節慶與觀光活動呈現多層次面貌：從國際藝術展演、原住民傳統祭典到地景觀光營銷。它們共同塑造了池上兼容「米鄉」、「藝術鄉」與「部落原鄉」的複合形象。其發展歷程清晰地揭示了觀光作為地方發展引擎的雙刃劍特性：在創造經濟活力的同時，亦不斷測試著社區在文化詮釋權、環境永續與利益共享上的協調能力。當前地方行動者已在實踐中探索各種平衡機制，其成效將持續影響池上社會文化景觀的未來樣貌。

 

 

第六章 社會設施

6.1 教育設施

 

池上鄉的教育設施體系完整，涵蓋學前、國民基礎及中等教育階段，然其規模與分布緊密反映本鄉地廣人稀、人口結構高齡化及少子化的區域特徵。全鄉教育機構均屬公立，目前共有1所國民中學、4所國民小學（含1所分校），以及2所公立幼兒園（分別附設於國小內）。各校均勻分布於鄉內主要聚落，以服務散居於縱谷平原與周邊山坡地的學齡人口。

 

學校數量與分布：

池上鄉的國民中學為「臺東縣立池上國民中學」，設立於1968年，為全鄉唯一提供中等教育的機構，校址位於池上鄉核心市區。國民小學部分，分別為：

*   臺東縣池上鄉池上國民小學：創校於1921年，歷史最為悠久，位於池上市區，學生人數相對最多。

*   臺東縣池上鄉大坡國民小學：位於福原聚落（舊稱大坡），1946年獨立設校。

*   臺東縣池上鄉萬安國民小學：位於萬安聚落，1946年設校。

*   臺東縣池上鄉富興國民小學：位於最北端的富興聚落，1955年設校。該校另於1971年設立「富興國民小學加拿分校」，以服務更偏遠的加拿部落（Kanadun）學童。

 

幼兒教育部分，池上國小及大坡國小均附設公立幼兒園，提供學前教育服務。此一學校網絡的布局，基本上確保了各主要村落學童可就近入學，減少長途通勤之負擔。

 

小校存廢挑戰：

受全國性少子化趨勢影響，池上鄉總人口自1990年代後期持續下滑，學齡人口同步銳減。依據歷年統計，各國民小學學生人數多已降至百人以下，部分學校甚至長期維持在50人以下之「小校」規模。例如，富興國小及其加拿分校，因地處偏遠且聚落人口老化嚴重，面臨嚴峻的招生壓力。

 

小規模學校的維持涉及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師資員額編制、同儕互動刺激與多元課程開設等諸多挑戰。然而，在池上鄉的地理與社會脈絡下，小校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首先，學校常是偏遠聚落的社區文化與活動中心，一旦裁撤，將加速該社區之沒落。其次，山區或縱谷邊緣部落（如加拿部落）學童若需長途跋涉至他校就讀，交通安全與家庭負擔將成為現實問題。因此，小校的存廢並非單純的財政效率考量，更涉及「教育機會均等」與「社區維繫」的價值權衡。地方政府與教育主管機關目前傾向透過「聯合學校」模式、混齡教學策略及數位學習資源導入等方式，嘗試在維持學校運作與提升教育品質間取得平衡。

 

民族實驗教育推動現況：

池上鄉為多元族群共居之地，除閩南、客家及外省族群外，原住民族約占全鄉人口三分之一，主要以阿美族（Amis/Pangcah）與布農族（Bunun）為主，其中布農族多分布於富興、加拿等地區。為回應原住民族教育主體性之訴求，民族實驗教育已成為本鄉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

 

目前，臺東縣池上鄉富興國民小學為本鄉推動民族實驗教育之重點學校。該校自2018學年度起，正式轉型為「民族實驗小學」，以布農族文化為核心，發展校本課程。其課程設計深度融合布農族傳統知識體系，內容涵蓋：

1.  民族語言：系統性教授布農族語（Bunun language）。

2.  山林智慧：傳統狩獵文化、山林生態知識（如植物辨識與利用）、陷阱製作等。

3.  農耕文化：結合當地旱作農業，學習傳統耕作曆法（Masuhuaz）。

4.  工藝與音樂：布農族織布、皮雕、以及享譽國際的八部合音（Pasibutbut）傳唱。

5.  社會組織與祭儀：認識氏族（Gavian）制度、歲時祭儀（如射耳祭、Malastapang小米進倉祭）的文化意涵。

 

此實驗教育計畫旨在培養學童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自信，並將學習場域從教室延伸至部落山林與傳統場域。富興國小之案例，不僅為瀕臨裁併的小校找到特色化發展的出路，亦成為池上鄉乃至臺東縣內原住民族教育的重要實踐基地。然而，其實施亦面臨師資專業培訓、課程系統化建構、與主流教育體系銜接，以及跨族群學生（學校內亦有非原住民學童）如何共同參與等持續性挑戰。

 

總結而言，池上鄉的教育設施在數量上已滿足基本需求，但其未來發展深受人口結構變遷所制約。如何在維繫偏遠地區教育可及性的前提下，提升教育品質與特色，並積極推動符合在地族群需求之實驗教育，將是本地教育政策持續面臨的核心課題。

6.2 醫療衛生

池上鄉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其建置與運作深受該鄉地理區位、人口結構與產業型態之影響。作為臺東縣北端之農業鄉鎮，池上鄉總面積約82.69平方公里，下轄10個行政村。根據最近期之人口統計，常住人口約7,800人，人口密度低，且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顯著高於全國平均，呈現典型之高齡化與人口外流農村社會特徵。地理上，池上鄉位處花東縱谷平原北段，東臨海岸山脈，西倚中央山脈，主要聯外幹道為省道臺9線及臺鐵東部幹線。此種相對封閉之地形與有限之交通動線，構成了醫療資源可及性的根本性挑戰。

 

醫療院所層級與服務量能

本鄉核心之公部門醫療機構為「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池上分院」。該院之前身為「池上鄉衛生所」，於民國89年（西元2000年）改制為衛生署臺東醫院池上分院，隸屬於區域級教學醫院之分支體系，屬於地區醫院層級。其主要建築為一地上四層之院區，提供門診、急診及住院服務。常設之門診科別包括內科、外科、家醫科、小兒科、婦產科等基礎專科，並由本部（臺東醫院）支援專科醫師定期巡迴駐診，以彌補本地專任專科醫師人力之不足。

 

在服務量能方面，池上分院編制病床數約為40床，實際開放急性一般病床與慢性病床合計約30餘床，可處理常見之內外科疾病、穩定型慢性病照護及輕中度急症。該院亦設有24小時急診服務，由具急診專長之醫師駐守，備有基本之急救設備，可執行緊急處置與生命徵象穩定。然而，對於重大創傷、急性心肌梗塞、腦中風等需即時高階介入處置之重症病患，其設備與專科人力（如心臟血管外科、神經外科）有限，必須依賴後送體系。

 

此外，鄉內尚有數家登記之診所與藥局，提供基礎之西醫、牙醫及中醫門診服務，構成基層醫療網。對於居住在更偏遠村落（如錦園、富興、新興等村）之居民，特別是老年人口與原住民族（主要為阿美族，Pangcah）社區，鄉衛生所仍承擔重要的公共衛生職能，包括預防保健、疫苗接種、巡迴醫療、居家護理及長期照護服務之連結。

 

後送體系

鑑於池上分院之高階醫療資源限制，建立穩定有效之後送（evacuation）機制至關重要。本鄉之後送體系主要分為陸路與空中兩種途徑，並以陸路後送為常態。

 

陸路後送以救護車轉診為主軸。緊急病患經池上分院急診醫師初步評估，判定需更高層級醫療資源時，即啟動轉診程序。主要之後送目標醫院為位於臺東市之兩所區域級以上醫院：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車程約70-90分鐘）以及臺東基督教醫院與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車程約60-80分鐘）。轉診路程全長依目的地不同，約介於65至80公里之間，全程依賴單一主要幹道臺9線。此路線易受天候（如颱風、豪雨導致落石或道路中斷）與假日旅遊車流影響，延長後送時間，為緊急醫療處置帶來變數。

 

空中後送則由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或民間航空器支援，於病況危急且陸路交通耗時過久或中斷時啟動。通常後送目標為花蓮縣之花蓮慈濟醫院（飛行時間約25-30分鐘）或西部之醫學中心。然空中後送受制於起降場地（需使用特定空曠區域或學校操場）、天候條件（東部地區午後對流雲系旺盛，常影響飛行）、夜間飛行限制以及高昂成本，並非常規選項，年均執行案例極少。

 

偏鄉就醫可及性問題

池上鄉居民在醫療可及性上面臨多重結構性困境，可歸納如下：

 

1.  地理隔離與交通成本：鄉內村落分散，尤其是東側海岸山脈山麓部落，公共運輸班次稀疏，居民前往池上分院即需依賴私人運具或親友接送。對於無駕駛能力之老年人，就醫交通是一大障礙。後送至臺東市就醫，家屬陪伴之交通、時間與經濟成本更高，往往影響就醫意願與持續性。

 

2.  專科醫療資源匱乏：儘管有巡迴醫療制度，但本地常駐之專科醫師種類與門診時間仍無法滿足所有需求。例如眼科、耳鼻喉科、精神科、復健科等門診非每日提供，心臟科、神經科等高階專科更為稀缺。慢性病患（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併發症）為進行定期專科追蹤或特殊檢查（如心導管、核磁共振），必須頻繁往返臺東市，對病患體力與家庭生計造成負擔。

 

3.  緊急醫療處置時間窗壓力：對於中風、心肌梗塞等有黃金治療時間之疾病，從發病、送抵池上分院、評估到啟動後送，直至在目標醫院接受確定性治療，所需時間經常超過理想時間窗，直接影響預後。此為偏鄉地區無法避免之醫療風險。

 

4.  原住民族健康與文化差異：阿美族（Pangcah）長者可能因語言（使用族語）、對現代醫療體系之理解程度、以及傳統健康觀念與西方醫學的差異，影響其醫療服務利用行為。雖有族語服務人員協助，但文化敏感性的醫療溝通仍有深化空間。

 

5.  長期照護與居家醫療資源整合挑戰：面對高齡化社會，出院後之居家照護、復健及末期安寧療護需求日增。雖然長照2.0政策已布建服務資源，但在人口分散的鄉村地區，照護人力（如居家服務員、護理師）招募困難，服務輸送之效率與密度仍待提升。

 

綜上所述，池上鄉之醫療衛生體系在公部門主導下，建立了以池上分院為核心、基層診所與衛生所為輔的基本架構，並與區域後送網絡連結。然而，其服務量能與可及性始終受制於先天之地緣劣勢與後天的人力資源分布不均。未來之強化重點，除持續爭取專科醫師巡迴頻率與遠距醫療會診之深化外，更需著力於改善聯外交通可靠性、發展在地化社區整合照護模式，並針對高齡與原住民族群之特定需求，設計更貼近其生活型態與文化之健康促進與醫療服務方案，以實質縮短醫療差距。

6.3 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

本節旨在系統性梳理池上鄉之社會福利機構設置與關鍵公共服務可及性現狀。池上鄉社會福利服務之提供，主要依託於公部門設立之綜合性社會福利機構，並輔以社區自主發展之支援體系。全鄉社會福利服務之核心機構為設立於池上村之中華路二段「臺東縣池上鄉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亦稱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該中心為臺東縣政府社會處之派出單位，於2010年代後期整併強化後，成為統籌辦理社會救助、福利申請、脆弱家庭關懷、兒童及少年保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等綜合性業務之單一窗口。其服務範圍涵蓋全鄉，然因其物理位置集中於行政中心之池上聚落，對於位於197縣道沿線之大埔、錦園、萬安，以及更偏遠之新興、富興等聚落之居民而言，存在地理可及性之隱形門檻。

 

在針對特定族群之服務方面，設於同一棟建築內之「臺東縣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池上區）」，專責服務鄉內之原住民族家庭，主要族群為阿美族（Pangcah）與布農族（Bunun）。該中心提供文化敏感度較高之個案管理、資源轉介及急難救助服務。此外，位於中山路之「池上鄉立托兒所」及「池上鄉樂齡學習中心」，分別提供幼童照護與老年教育之基礎服務。然而，專業且密集之老人照護資源呈現明顯的空間分布落差。全鄉迄今（截至2023年）未設置任何一所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如護理之家、長照住宿機構）。日間照顧服務亦僅有兩處：一為由臺東縣政府委託民間單位於池上村經營之「池上日間照顧中心」，另一為位於萬安村之「萬安社區發展協會附設日間照顧服務據點」。此兩處據點雖能服務部分輕中度失能長者，但對於居住在慶豐、大坡、富興等村落，以及全鄉中重度失能需24小時照護之長者家庭而言，家屬必須負擔將長者送至關山鎮、鹿野鄉甚至臺東市之機構的交通與時間成本，或完全倚賴外籍看護工及家庭內部照顧，形成顯著的照護壓力與資源不平等。

 

此落差之背景與池上鄉深刻的人口結構特徵直接相關。根據最近期之人口普查資料，池上鄉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超過20%，屬「超高齡社會」，且青壯年人口外流持續，獨居或雙老共居之家戶比例高。公部門除前述日照中心外，亦透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模式加以因應。目前全鄉約有6個正式掛牌運作之關懷據點，分布於池上、大埔、萬安、富興等村，提供共餐、健康促進及電話問安等服務。另有一處由衛生所主管之「文健站」（文化健康站），專為原住民長者提供服務。然而，這些據點的服務頻率多為每週1至3次，且高度依賴社區志工之穩定性，在專業照顧人力、交通接送及夜間、假日支援等方面，仍無法彌補機構式照護的缺位。

 

在民生公共服務可及性方面，基礎設施之發展深受地形、聚落分散及人口規模限制。自來水普及率為一項關鍵指標。池上鄉自來水系統主要供應池上街區及部分緊鄰聚落，據估算，全鄉自來水普及率長期低於70%。許多邊緣聚落與散居農戶仍依賴自行開鑿之地下水井或接引山泉水，其水質雖普遍被居民認為良好，但未經系統性檢驗與處理，於颱風或大雨後有濁度升高之虞，且缺乏供水穩定性之法定保障。

 

污水處理系統則幾乎為零。全鄉無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家庭廢水均依賴各戶之化糞池進行初步處理後排放，最終滲入土壤或排入灌溉溝渠。此狀況在人口較密集之街區可能產生環境負荷，然因總人口數少且農業地景廣闊，問題尚未凸顯，但已成為鄉鎮基礎現代化之明顯短板。

 

郵政服務相對完善。中華郵政於池上村中山路設有「池上郵局」，為全鄉唯一之郵政機構，提供郵務、儲匯及簡易壽險業務。該局亦負責全鄉之郵件投遞，惟偏遠地區之投遞頻率可能為隔日或一週數次。金融服務可及性則極為有限。池上郵局雖提供儲匯業務，但全鄉無任何一間商業銀行或證券金融機構之分行。居民主要的金融服務窗口為「池上鄉農會」之信用部。農會信用部位於池上村之中華路，提供存款、貸款、匯款及代收代付等服務，其營運深度融入地方農業經濟活動。自動櫃員機（ATM）設置點稀少，主要集中於池上郵局、農會信用部及少數超商內，對於無交通工具之邊村居民構成不便。此金融服務沙漠化現象，使得多數金融交易，特別是較複雜之業務，必須前往約15公里外之關山鎮或更遠的臺東市辦理，強化了池上對區域中心城鎮的依存關係。

 

綜上所述，池上鄉之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體系呈現「核心集中、邊緣稀疏」的典型鄉村模式。社福機構與核心公共服務高度集中於池上街區，對外圍聚落形成地理障礙；而高齡化社會迫切需要的密集型長期照護資源嚴重不足，構成潛在的社會風險。在基礎建設方面，自來水與污水系統的未全面普及，以及金融服務機構的極度缺乏，反映了小型農業鄉鎮在推動基礎服務均等化時所面臨的經濟規模與財政困境。這些服務落差，與其地理上的分散聚落特徵、高齡化人口結構及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緊密相連，是評估該鄉生活品質與社會韌性時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因素。

6.4 宗教設施

池上鄉之宗教設施呈現多元並存之格局，主要可區分為基督宗教（含天主教與各派新教）、漢人民間信仰以及佛教等類別。其空間分布與鄉內族群聚落及開發歷史密切相關，並深刻反映地方社會結構。

 

主要宗教類別及其空間分布

 

基督宗教為池上鄉最具影響力之宗教體系，尤其於原住民聚落中居於核心地位。全鄉基督教教堂據統計超過20處，主要集中分布於海岸山脈西側之阿美族（Amis）部落，包括大埔、大坡、慶豐、萬安、富興、錦園等地。天主教信仰於1950年代隨傳教士進入，真耶穌教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亦於相近時期於各部落建立。例如，位於大埔部落的「天主教富田天主堂」及慶豐部落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慶豐教會」，均為部落內顯著之地標建築。此分布態勢與戰後初期宣教活動以原住民社群為重點相關，教會常設立於部落之地理與社會中心。

 

漢人民間信仰之廟宇則與閩客漢人墾殖歷史相結合，多位於沖積平原上之早期漢人聚落，如池上市街、新興、富興等地。主祀神祇包括媽祖、關聖帝君、土地公等。其中「池上玉清宮」（主祀關聖帝君）與「池上福德宮」為規模較大、信眾基礎廣泛之廟宇。此類廟宇通常鄰近傳統聚落之核心，其座向與建築格局遵循漢人風水觀念。

 

佛教寺院數量相對較少，規模較大者如「慈恩寺」，多位於鄉境邊緣或地勢較高、環境清幽之處，信眾來源較為分散，不分族群。

 

教會在部落中的社會功能

 

於阿美族部落中，基督教教會遠超宗教儀式場所之範疇，其為多重社會功能匯聚之樞紐。首先，教會是部落 文化傳承與族群認同 之重要場域。許多教會堅持使用阿美族語（Amis a sowal）進行講道、詩歌演唱與讀經，此實踐在臺灣推行國語政策之歷史背景下，對於族語的保存與代際傳遞發揮了關鍵作用。教會年度重要活動，如聖誕節、感恩節（豐年祭期間）之慶祝，常與部落傳統文化活動結合，成為凝聚部落情感、強化族群意識之核心場合。

 

其次，教會承擔顯著之 社會支持與福利提供 功能。教會組織常是部落內最先回應急難事故（如家庭變故、重大傷病）之系統，透過信徒網絡提供即時的經濟援助、勞力支援與情感慰藉。許多教會亦定期舉辦青少年課輔、長者關懷據點、社區共餐等活動，彌補了偏遠鄉鎮公共社會服務資源之不足。在災害防救方面，教會建築常作為部落指定的緊急避難場所，其組織動員能力在颱風、地震等災害前後之預警、疏散與復原工作中尤為重要。

 

再者，教會是部落 人力資本與領導力培育 的搖籃。教會事工運作需要大量平信徒參與，從詩班指揮、主日學教師到事務管理，提供了組織管理與公共事務參與的訓練場域。許多部落頭目、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其領導經驗最初源自於教會服務。此外，教會亦常作為外部資訊（如政策宣導、健康醫療訊息）進入部落之中介管道。

 

綜上所述，池上鄉之宗教設施分布清晰地標記了族群與聚落的歷史紋理。基督宗教教堂於原住民部落中已深植為社會文化體系之核心，其功能從靈性滿足擴及至文化存續、社會安全與人力發展等多重層面，成為維繫部落韌性不可或缺之制度性力量。此現象是理解池上鄉，乃至臺灣東部許多原鄉社會結構之關鍵切入點。

 

第七章 經濟與產業

7.1 農業

池上鄉之農業經濟高度集中於水稻種植，其發展與當地獨特的地理環境密不可分。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的池上平原，因板塊擠壓作用持續抬升，形成地下湧泉豐富、土壤富含礦物質的沖積扇地形。此處水源主要源自新武呂溪（Xinwulu River）及純淨無污染的地下伏流水，水質酸鹼值適中，導電度低，為優質稻作生產提供了先天條件。此外，臺東縱谷特有的日夜溫差（年平均約攝氏10度以上差距）及長日照時數，有利於稻米養分累積。

 

主要作物、種植面積與產值

水稻為絕對主導作物，品種以高雄139號、臺稉2號、臺東30號（香米）為主。根據近年統計，全鄉水田面積約維持在1,700公頃至1,800公頃之間，占全鄉總可耕地面積逾八成。其中，明確劃入「池上米」地理標示證明商標核准使用範圍之面積約為1,400公頃。年稻穀總產量依氣候條件略有波動，平均約為14,000公噸，可碾製約9,000公噸之白米。以池上米之市場價格估算，其年產值約在新臺幣8億元至10億元之間，構成鄉內農業產值之核心。其餘農作面積零星分散，包括香蕉、梅、李、枇杷等果樹，以及近年小規模試驗種植的杭菊、咖啡等經濟作物，但無論在面積或產值上，均無法與水稻產業相提並論。

 

產地特色與品牌化努力

池上米之品質聲譽肇始於日治時期，當時即被選為獻給日本皇室之「貢米」。戰後，品質穩定性持續受到肯定。其品牌化之關鍵轉折點為1989年，池上鄉公所率全臺之先，為「池上米」申請並獲准註冊服務標章，開啟臺灣農產品地域品牌保護之先河。2004年進一步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為「地理標示證明商標」，嚴格規範原料稻穀必須百分之百產自池上鄉特定區域，且稻穀乾燥、儲存、加工（碾製）等後製工序亦須在池上鄉內完成，以確保品質一致性與可追溯性。

 

品牌維護之具體措施包括：(1) 契作產銷體系：由池上鄉農會主導，與農民訂定契作合同，統一供應優良稻種，並進行田間栽培管理指導。(2) 嚴格品管與分級：稻穀收穫後須經農會之水分、粒度、新鮮度及食味值等多重檢測，依據品質分級包裝，方得使用「池上米」品牌商標。(3) 多元行銷與認證：透過舉辦「池上春耕野餐節」、「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等活動，將農業與文化藝術結合，提升品牌形象。此外，池上米亦取得產銷履歷（TAP）、有機驗證等多項認證，並於2019年成功取得歐盟地理標示保護（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為臺灣首項獲此認證的農產品，有助於開拓國際市場。

 

面臨之挑戰

儘管品牌化相對成功，池上農業仍面臨結構性挑戰：

1.  人力資源高齡化與缺工：此為最迫切之問題。鄉內農業從業者平均年齡已超過65歲，青年勞動力外流嚴重。水稻種植雖已高度機械化，然於插秧、施肥、收割等高峰期仍仰賴季節性人力。本地勞力不足，傳統上依賴來自花蓮縣卓溪鄉等地之原住民（主要是布農族 Bunun）短期工，但其供應亦隨人口老化而不穩定。機械駕駛、維修等專業技工亦嚴重短缺。

2.  外銷市場之挑戰：池上米之外銷量占總產量比例仍低，主要受限於以下因素：(1) 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尤其面臨東南亞大米之價格競爭。(2) 目標市場（如日本、新加坡、香港）之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3) 長途運輸之保鮮成本與品質維持挑戰。雖然歐盟GI認證具宣傳效益，但實際開拓歐洲市場需克服嚴格的檢疫標準、高昂的物流成本以及建立穩定的跨國經銷管道，對以小農為基礎的產銷體系構成巨大壓力。

3.  產業單一化風險：經濟過度依賴水稻，使其易受極端氣候（如颱風、異常旱澇）、國際糧價波動及政策變動之影響。雖有嘗試作物多元化，但受限于地形、氣候、市場規模及農民慣性，成效尚未顯著。

4.  土地與環境壓力：部分農地面臨繼承分割導致面積細碎化，不利大型機械效率。同時，維護「池上米」品質所依賴的純淨水資源與土壤，需持續防範潛在的污染風險，並因應氣候變遷下水資源分配之不確定性。

 

綜上所述，池上鄉農業以水稻為絕對核心，透過長期的地理標示保護與嚴格的品質管控，建立了高價值的「池上米」品牌。然而，其永續發展深受人力斷層、國際市場開拓難度及產業單一性等內外因素制約，未來需在維持既有品質優勢之前提下，尋求人力結構改善與風險分散之策略。

7.2 林業與漁業

國有林地現狀

 

池上鄉之林業資源主要集中於鄉境西側與北側之山區，該區域絕大部分劃設為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所轄之國有林事業區，屬於中央山脈東翼之林帶。依據林務局之經營計畫，此區域之林業經營方針已轉為以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及自然保育為首要目標，木材生產之經濟活動已全面停止。據統計，池上鄉境內之國有林地面積約佔全鄉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此數據凸顯林地在該鄉自然環境構成中之主導地位。

 

林地植被主要為天然闊葉林及部分人造林。天然林相以樟科（Lauraceae）、殼斗科（Fagaceae）樹種為優勢，例如紅楠（*Machilus thunbergii*）及赤皮（*Cyclobalanopsis gilva*）。野生動物資源包括臺灣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臺灣野山羊（*Capricornis swinhoei*）及多種鳥類與兩棲類，具備一定之生物多樣性價值。林下非木質產品之利用成為當地居民與林地互動之主要經濟模式，例如採集野生愛玉子（*Ficus pumila* var. *awkeotsang*）及種植段木香菇。然而，此類活動之規模與產值有限，且受《森林法》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嚴格規範，例如採集須依規定申請，並禁止於核心保護區進行任何資源採取行為。整體而言，國有林地在池上鄉之角色已從過去的資源提取基地，轉型為維繫區域生態平衡、保障卑南溪上游水質與水量之關鍵生態系統。

 

漁業規模與限制

 

池上鄉地處內陸，無海岸線，故其「漁業」主要指向內陸漁業，具體可分為兩大類：河川漁業與池塘養殖漁業。

 

河川漁業主要依賴流經鄉境之秀姑巒溪上游支流（如富興溪、萬安溪）及卑南溪部分河段。此類漁業多屬非商業性之休閒垂釣或傳統採捕，經濟規模極微。漁獲物種主要包括臺灣石（魚賓）（*Acrossochelius paradoxus*）、何氏棘魞（*Spinibarbus hollandi*）及日本禿頭鯊（*Sicyopterus japonicus*）等溪流魚類。然而，河川漁業面臨顯著限制：首先，天然溪流漁業資源量有限，且易受颱風、豪雨引發之土石流與水文劇變影響，資源不穩定。其次，相關捕撈活動受到《漁業法》及地方自治條例之管理，部分河段設有禁漁期或保育區，禁止使用特定漁具（如流刺網、電魚、毒魚）。再者，原住民族地區依《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對特定區域之漁獵活動有其傳統規範，需與國家法規調和。

 

池塘養殖漁業方面，池上鄉因地勢平坦、地下水源豐沛，擁有發展養殖之條件。主要養殖區分布於錦園、萬安等地，養殖面積據近年統計約在15至20公頃之間，規模遠不及水稻農業。養殖種類以吳郭魚（*Oreochromis spp.*）、草魚（*Ctenopharyngodon idella*）及鯉魚（*Cyprinus carpio*）等淡水魚類為主，多供應本地及鄰近鄉鎮之消費市場，年產量估計約數十公噸。此產業之限制在於：一、土地競用問題，優質農地優先投入高經濟價值之有機稻作；二、養殖用水可能與農業灌溉產生競合，尤其於枯水期；三、環保法規對養殖排水之要求日益嚴格，增加生產成本。因此，內陸漁業在池上鄉整體產業結構中屬附屬性角色，產值與就業人口占比均低。

 

傳統漁獵文化

 

池上鄉為多元族群共居之地，其中阿美族（Pangcah）與布農族（Bunun）保有豐富的傳統河流漁獵文化，此文化實踐與其社會組織、歲時祭儀及生態知識緊密相連。

 

阿美族的傳統漁獵活動具集體性與社會性，常與祭儀結合。例如，過去在特定祭典前會舉行集體捕魚（miladis），使用傳統漁具如竹製三角網（talirukan）、魚筌（tiyad）及設置蝦筌。他們對於溪流生態有細緻的分類知識，並發展出「河段管理」（kakitaan）的觀念，即特定家族或氏族對某段溪流及其資源擁有管理權與使用權，蘊含永續利用之智慧。布農族則擅長使用魚籐（如*Derris elliptica*）進行毒魚（mais havaｚ），此為過去於特定時節、經部落長老決議後進行的集體漁撈活動，旨在短期內獲取大量蛋白質。此外，亦普遍使用魚筌、手網等工具進行個人或家庭式的漁獵。

 

然而，當代傳統漁獵文化面臨多重挑戰。國家自然資源管理法規（如《野生動物保育法》將部分原生魚類列為保育類）與傳統實踐時有扞格。例如，使用魚籐或特定陷阱可能被現行法規禁止或限制。此外，河川環境因上游土地利用、砂石開採及水文變化而改變，影響漁獲資源量。為求調適，部分部落近年推動「河川守護」計畫，結合傳統生態知識與現代科學監測，參與河川巡守與復育工作，並嘗試在法規架構下，透過共管機制爭取傳統文化性漁獵之有限度許可。此類行動不僅是文化傳承，亦是對當地水域生態系管理之參與。

 

總結而言，池上鄉之林業與漁業在當代已非主要經濟支柱，其重要性更體現於生態維護、文化承載與地方生活紋理之維繫。國有林地以保育為核心功能；內陸漁業規模受限但反映地方環境特色；傳統漁獵文化則在法規與生態變遷中尋求存續與轉化之道，成為理解該地人地關係的重要視角。

7.3 製造業與工業

池上鄉之製造業與工業部門，於整體產業結構中占比極低，屬非核心經濟活動。其發展深受地理環境、土地政策及區域產業定位所制約，呈現出以微型規模農產初級加工為主，且幾乎不存在傳統製造業或大型工業之特徵。

 

一、 工業用地與工廠登記現況

 

依據經濟部相關登記資料，截至2023年底，池上鄉境內經公告劃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或工業區數量為零。全鄉土地絕大多數屬於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受《區域計畫法》及《國土計畫法》等法令嚴格管制，旨在維護優良農地與縱谷景觀，從根本上限制了大型工業用地之釋出與開發。

 

在工廠登記方面，池上鄉登記有案之工廠家數長期維持在個位數。這些登記工廠幾乎全數為農產加工業，且多屬小型或家庭式工場。其主要類型為稻穀碾製（碾米廠），其次為少數從事米製副食品（如米餅、粿類）或當地特產（如梅子、薑）簡易加工之場所。與其他鄉鎮動輒數十甚至上百家工廠之情況相比，池上鄉的製造業活動在規模與多樣性上均顯著匱乏。

 

二、 農產加工業之規模與特性

 

池上鄉的「製造業」實質上等同於 「農產初級加工」 ，並緊密依附於核心農業（尤其是稻米產業）而存在。此類加工活動具有以下明確特徵：

 

1.  以稻米碾製為核心：加工規模直接取決於水稻耕作面積與產量。池上鄉水稻田面積約1,700公頃，年產稻穀約14,000公噸。鄉內數家碾米廠承擔了將稻穀加工為白米之首要任務。此類加工屬產地型初級加工，技術層次集中於保鮮、分級、包裝，旨在提升「池上米」品牌之商品價值，而非進行深度製造。加工產值雖是農業產值之延伸，但在整體經濟統計中常被歸類於製造業範疇。

2.  微型企業與六級產業化雛形：部分加工場嘗試結合觀光體驗，發展所謂的「第六級產業」（一級 x 二級 x 三級）。例如，開放碾米流程參觀、提供稻米教育，或小批量生產米製零食、米麩等產品。然而，此類經營規模甚小，產能有限，就業容納量低，通常僅能創造個位數之就業機會，屬於地方特色經濟之一環，難以形成規模化工業產能。

3.  加工對象限於本地農產：除稻米外，僅有零星加工業者處理當地季節性農產，如製作醃梅、薑糖或洛神花乾。此類加工多為間歇性生產，且未形成穩定供應鏈或顯著品牌輸出，市場範圍多以在地及觀光客為主。

 

三、 工業發展條件之欠缺與限制因素

 

池上鄉不具備發展製造業與工業之條件，此一現象係由多重結構性限制所共同導致：

 

1.  地理區位與交通限制：池上鄉位於花東縱谷南段，地形狹長，對外交通完全依賴台9線（花東公路）及台鐵臺東線。此區位遠離西部之工業聚落、國際港口（如高雄港、臺中港）及主要消費市場。原材料輸入與成品輸出之物流成本高昂，且鐵公路貨運容量有限，無法支撐需大量物流之製造業。

2.  土地政策與環境法規之嚴格保護：如前所述，全鄉土地以農牧用地為主，受《農業發展條例》保護。此外，池上鄉屬空氣品質淨區，並毗鄰重要水資源保護區。任何可能產生污染、廢水或大量廢棄物之工業項目，在環境影響評估階段即面臨極高門檻，與地方永續發展願景相悖。

3.  人口結構與勞動力限制：池上鄉人口長期約7,800人，且高齡化程度高。青壯年人力外流持續，本地勞動力市場規模小，缺乏大量工業技術人力與管理人才。此人口結構無法支持需密集勞動力之製造業設廠需求。

4.  基礎設施侷限：鄉內缺乏工業區所需之集中式污水處理系統、大型輸變電設施（高壓電力供應限制）以及產業專用道路。水資源雖源自秀姑巒溪與地下水源，但優先保障農業灌溉與民生使用，工業用水取得不易且無保障。

5.  區域經濟定位與社會共識：池上鄉之發展定位已明確朝向有機農業、深度旅遊與文化創生。地方共識強烈傾向維護無工業污染的農業地景與生活環境，此社會意向進一步削弱了引進製造業的政治意願與社會接受度。地方經濟依賴「池上米」國家標準（CNS）產地認證及文化觀光品牌，工業開發被視為可能損及核心資產之潛在風險。

 

綜上所述，池上鄉之製造業與工業實為其優勢農業之附屬初級加工環節，規模微小且高度專一化。在天然地理隔絕、土地法規嚴格保護、環境承載力有限、勞動力短缺以及明確的區域農業與觀光發展定位等多重因素交織下，該鄉不具備發展任何形式規模製造業或傳統工業之客觀條件與主觀意願。其經濟結構清晰地反映了以特定農業景觀與文化價值為核心的鄉鎮，在全球化產業分工中所選擇的獨特發展路徑。

7.4 商業與服務業

7.4 商業與服務業

 

池上鄉的商業與服務業結構深受其地理環境、人口規模、產業特性及觀光發展影響，呈現出以核心聚落為中心、高度依賴單一主幹道，並與外圍都會區存在顯著消費連結的特徵。

 

一、商業聚集區位

 

本鄉商業活動呈現高度集中的空間分布，主要沿臺9線（花東縱谷公路）穿越池上市區（中山路、中正路與中山西路交會地帶）的區段線性發展，形成全鄉最主要的商業廊帶，俗稱「池上大街」。此區位優勢源於其作為縱谷南北交通必經之路的歷史地理條件，聚集了全鄉超過80%的零售、餐飲及部分服務業店面。次要商業點分布於大坡村（臺20甲線沿線）及富興村等較大聚落，但規模與業種完整性遠不及市區。

 

值得注意的是，池上火車站周邊雖為交通節點，但因其位置略偏離核心商業帶，商業機能長期未如預期蓬勃，直至近年觀光發展方帶動站前小型商圈（以民宿、租車行、便利商店為主）的緩慢成形。整體而言，商業空間的「一路獨大」現象顯著，反映了鄉內有限市場規模下的自然集聚效應。

 

二、零售業型態

 

零售業可依客源與商品屬性分為以下型態：

 

1.  在地民生導向型：以服務常住居民日常所需為主。此類包括傳統雜貨店、小型超市（如全聯福利中心）、五金行、藥局及機車行等。其中，連鎖便利商店（統一超商、全家）在主要聚落的布點已基本完成，成為日用品即時採購的重要節點。此類零售業規模普遍較小，商品種類與庫存受限於本地需求總量。

 

2.  農產與觀光特產導向型：此為池上鄉最具代表性之零售業態。核心商品為享譽全臺的「池上米」（產自Oryza sativa subsp. japonica品種，以臺梗2號、高雄139號等為主），販售通路包含：

    *   農會系統：池上鄉農會展售中心為最具公信力之核心銷售點，提供包裝米、米製加工品（如米餅、爆米香）等。

    *   米行與專賣店：沿池上大街分布多家獨立米行，強調產地直銷與品種多樣性。

    *   觀光化銷售點：結合體驗與銷售，如「池上飯包文化故事館」及各飯包店販售之便當與伴手禮。

    此外，隨著觀光發展，衍生出販售在地農產加工品（如洛神花製品、果乾）、手工藝品及紀念品的特色小店。

 

3.  餐飲服務業：同樣具明顯雙元性。

    *   日常餐飲：以提供鄉民三餐的麵店、小吃店、自助餐為主，多集中於市場周邊及住宅區。

    *   觀光餐飲：以「池上飯包」為核心品牌，歷史可追溯至1939年開始於火車上販售之飯包。目前街區內多家飯包店競爭，成為觀光客必體驗項目。另因應觀光客需求，咖啡廳、特色簡餐店及民宿附設餐廳在池上大街及伯朗大道周邊逐漸增加。

 

4.  休閒服務業：直接對接觀光需求，以自行車租賃業為最大宗。據估計，全鄉自行車租賃點超過30家，絕大多數集中於池上大街及伯朗大道、大坡池入口區域，業態競爭激烈。此外，民宿業（至2023年全鄉合法登記民宿逾百家）亦為重要服務業組成部分。

 

三、對外消費依賴度

 

池上鄉商業服務業存在顯著的對外消費依賴特徵，此現象由內部市場狹小與外部吸引力不足共同導致。

 

1.  高階商品與專業服務依賴外流：由於本地人口基數少（約7,800人，2023年），且人口結構高齡化（65歲以上人口占比逾20%），難以支撐大型量販店、百貨公司、專賣店（如品牌服飾、電子產品）、電影院及多數專業服務（如大型醫院、特定專科診所、律師事務所、金融理財機構等）。鄉民對此類商品與服務的需求，高度依賴前往約50公里外的臺東市區，或約80公里外的花蓮市區進行消費。此消費外流現象在週末及假日更為明顯。

 

2.  觀光消費的輸入與波動性：觀光業為本地商業帶來重要的外部消費輸入，平衡了部分消費外流。然而，此類消費具高度集中性（集中於池上大街、伯朗大道等景點）、季節性（寒暑假、節假日為旺季）與項目特定性（主要集中於餐飲、特產、住宿及租車）。平日或淡季時，商業區客流量銳減，顯示本地商業對觀光客源的依賴與脆弱性。

 

3.  電子商務的影響：網路購物的普及進一步加劇了實體零售在非即時性、非體驗性商品上的競爭劣勢，年輕族群透過電商平臺購買日常用品與流行商品的趨勢，強化了消費行為的「外部化」。

 

總結而言，池上鄉的商業與服務業呈現「核心廊帶聚集」、「在地民生與觀光特產雙元並存」，以及「中低階消費內聚、高階消費外流」的複合型態。其發展深度受制於縱谷地理區位、人口規模與結構，並與「池上米」農業品牌及「伯朗大道」觀光意象緊密綁定，對外既依賴臺東、花蓮等區域中心提供高階服務，同時又藉由觀光吸引外部消費以維繫商業活力。此種結構導致本地商業經濟具備一定的韌性與獨特性，同時也存在市場規模天花板與季節性波動風險。

7.5 觀光旅遊

池上鄉的觀光旅遊產業以「稻作地景」為核心吸引力，其發展與當地農業文化、社區營造及自然環境緊密結合。本章節將詳述主要觀光資源、設施規模、遊客動態，並評估其對環境與社會的承載力。

 

核心景點與設施

觀光核心區域集中於「伯朗大道」及周邊田園景觀帶。伯朗大道（正式名稱為錦新三號道路）為一條筆直、無電線桿的田間道路，因廣告拍攝而聞名，成為地標。其終點處之「金城武樹」（茄苳樹，學名 *Bischofia javanica*）為另一焦點。該區域設施以最小化干擾地景為原則，設有自行車租賃站、簡易解說牌及觀景平台。鄉公所於2014年起推行「萬安社區天堂路」及「伯朗大道」周邊車輛管制措施，僅允許行人、自行車及當地居民車輛進入，以維護旅遊品質與田園寧靜。

 

另一重要自然景點為「大坡池」，為一內陸淡水草澤地，面積約28公頃，擁有豐富水生動植物資源。環池設有完善的木棧道、觀景亭及解說系統，提供生態觀察、垂釣及非動力水上活動（如划船）之場域。

 

全鄉觀光動線高度依賴自行車道網絡，主要系統包括「大坡池環池自行車道」及「池上環鄉自行車道」，總長度約22公里，沿途串聯稻田景觀、水圳、歷史建築（如池上圳進水口、杜園）及聚落。

 

遊客量估算

池上鄉並未設立封閉式售票景點，故遊客量統計多依賴間接數據推估。根據主要停車場流量、鐵路運量（台鐵池上站）及業者訪談綜合估算，全年遊客總量約為60萬至80萬人次。遊客分布呈現顯著峰值，主要集中於每年4月至6月（春耕後綠油油稻田景觀）、7月至8月（暑假）及10月至11月（秋收前金色稻浪及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期間）。週末與國定假日之單日遊客量可達5,000人次以上，而平日則銳減。國際遊客以日本、香港及新加坡為主，約佔總量15%-20%。

 

住宿容量

住宿服務以中小型民宿為主體，輔以少數飯店。全鄉合法登記之民宿約80家，飯店約5家，總房間數估計約500間，可提供單日最大住宿容量約1,300人次。此容量於旺季週末常呈飽和狀態，需提前預訂。住宿設施多位於池上市區及萬安社區，其建築風格多強調與鄉村環境融合。

 

文化觀光活動

最具代表性之文化觀光活動為「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該活動由台灣好基金會與池上鄉公所、在地企業（如池上鄉文化藝術協會）自2009年起合作舉辦，於每年秋季稻穀成熟未收割時，在特定稻田中搭建臨時舞台舉辦音樂會或藝術演出。演出者曾包括雲門舞集、鋼琴家陳冠宇、歌手張惠妹等。此活動嚴格限制觀眾規模（通常為2,000人以下），並要求參與者乘坐接駁車、遵守環境維護規範，旨在達成藝術、農業與社區的對話，成為台灣「地方創生」與文化觀光的典範案例。

 

其他常態性活動尚包括「春耕野餐節」、大坡池「竹筏季」以及依農時舉辦的米食體驗、割稻飯等深度文化體驗工作坊。

 

環境承載力評估

池上鄉觀光發展正面臨環境承載力的嚴峻考驗，主要體現於以下層面：

1.  交通承載力：台9線及主要聯外道路於旅遊尖峰時段車流壅塞，伯朗大道周邊管制區外圍停車空間不足，衍生違停問題。大眾運輸接駁系統（如台灣好行）班次有限，未能有效疏運。

2.  社會與生活承載力：大量遊客湧入對寧靜的農村社區生活造成干擾，如噪音、垃圾及對私人田園的侵入行為。部分居民對觀光發展抱持矛盾態度。

3.  生態承載力：伯朗大道周邊稻田承受頻繁的人為踩踏與攝影干擾，可能影響田埂結構與作物生長。大坡池水域雖有管理，但遊客活動仍可能對水鳥棲地造成潛在壓力。

4.  廢棄物處理承載力：遊客產生之垃圾量於尖峰期暴增，對本地清運系統構成負擔。鄉公所雖加強宣導與清潔頻率，但源頭減量仍有努力空間。

 

綜上所述，池上鄉觀光旅遊以其獨特的農業地景與文化活動成功建立品牌，然其發展高度依賴脆弱的田園生態與社區共識。未來永續經營的關鍵，在於強化總量管制（如預約制）、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深化具教育意義的生態與文化旅遊內容，並持續與社區居民溝通，以確保觀光收益與環境、社會成本間的平衡。

7.6 財政概況

池上鄉的財政結構，深刻地反映了其作為台灣東部農業鄉鎮的典型特徵。其財政規模相對有限，且高度依賴上級政府補助，自籌財源能力薄弱，財政自主性長期處於低度水準。

 

在歲入與歲出規模方面，依據近年（以西元2020至2023年度為基準）公開之總決算書數據，池上鄉公所之年度歲入與歲出總決算數，概略維持於新台幣2億至2.5億元區間。此一預算規模，與西部相近人口數之鄉鎮相較明顯偏低，其根本原因在於地方經濟活動所衍生的稅收基礎薄弱。

 

關於自籌財源比例與財政自主性評估，其結構可明確分為「自有財源」與「補助收入」兩大區塊。池上鄉的「自有財源」或稱「自籌財源」，主要包含地方稅收（如房屋稅、地價稅、印花稅等）、工程受益費收入、財產收入（如租金、利息）、規費收入及罰款賠償收入等。其中，地方稅收雖為自籌財源核心，但因鄉內產業以農業為主，商業活動集中於小規模零售與服務業，缺乏大型工商企業，導致稅源狹窄且成長緩慢。財產收入則受限於公有財產規模與收益能力。據分析，池上鄉自籌財源占其歲入總額之比例，長期徘徊於15%至25%之間，此一比例遠低於全國鄉鎮市之平均值。

 

相對地，「補助收入」構成池上鄉財政歲入的絕對主體，比例高達75%至85%。此項收入主要分為兩類：一為「統籌分配稅款」，由中央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公式分配予地方政府；二為「一般性及計畫型補助款」，來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為農業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交通部觀光局及台東縣政府等上級機關。計畫型補助款通常指定用於特定基礎建設（如道路養護、排水系統改善）、社會福利計畫、觀光發展或農業環境改善等項目。此種高度依賴補助的財政結構，直接決定了池上鄉的「低財政自主性」。鄉公所在預算編列與執行上，必須緊密配合上級政府的補助政策與期程，對於地方亟需但不符合補助要項，或需自行負擔配合款的計畫，往往因自有財源不足而難以推動或優先順序受限。

 

此一高補助依存度的結構性限制，根源於池上鄉的地理、歷史與社會經濟條件：

1.  地理與產業結構限制：池上鄉位於花束縱谷南段，為沖積平原，核心產業為農業，尤以「池上米」聞名。農業屬免徵營業稅且所得分散的產業，無法為地方財政帶來顯著稅收。觀光業雖因金城武樹、伯朗大道等景點有所發展，帶來部分民宿、餐飲業，但其規模與產值尚不足以根本改變稅基結構，相關稅收（如房屋稅、地價稅）增幅有限。

2.  人口結構與社會特徵：鄉內人口約八千餘人，且面臨人口外流與高齡化問題。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Bunun）約占總人口四成，部分區域適用《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特別預算，雖有專案補助，但亦凸顯其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與依賴性。人口規模小且趨減，直接限制地方稅收與規費收入的成長潛力。

3.  歷史發展脈絡：池上鄉長期被定位為國家糧食生產基地，自日治時期以降的農業政策，至戰後的土地利用管制，均以確保農地農用為優先，抑制了可能帶來較高稅收的工商業用地擴張。1990年代後雖發展觀光與有機農業，但其財政效益多反映在農民與業者個體收入，轉化為地方稅收的過程緩慢且間接。

4.  支出結構僵化：在歲出方面，人事費（約佔總歲出30%-40%）與基本行政業務、法定社會福利支出（如老年年金、健保補助）所占比例偏高，形成固定且龐大的經常性支出壓力。這使得本就有限的自主財源更須優先支應經常門開銷，用於資本門建設與發展投資的彈性空間極為有限。

 

綜上所述，池上鄉的財政概況呈現「小規模預算、低自籌比例、高補助依存」的典型農業鄉鎮特徵。其財政自主性低落，並非短期管理問題，而是由地理條件、產業結構、人口趨勢與歷史政策所共同形塑的結構性困境。此一財政模式雖能維持鄉政基本運作並倚賴上級資源完成重要建設，但長期而言，如何在不破壞環境與農業本質的前提下，透過產業加值（如農產加工、深度體驗旅遊）提升地方經濟活力，進而穩健拓寬自有財源，降低對補助款的絕對依賴，是池上鄉財政永續的根本課題。然而，此課題的解決，極大程度仍需上級政府在政策與財政資源上持續提供結構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