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縣玉里鎮自然與人文環境

玉里鎮環境調查報告

 

第一章 地理概述

1.1 行政區位與地理座標

玉里鎮隸屬於中華民國臺灣省花蓮縣，為該縣南段之區域中心。在上一級行政區——花蓮縣的架構中，玉里鎮位於該縣的南方區域，其北與瑞穗鄉接壤，東北以一小段與豐濱鄉相鄰，東側及東南側則與臺東縣長濱鄉、成功鎮為界，南接臺東縣池上鄉、海端鄉，西側及西南側則與花蓮縣卓溪鄉毗鄰。此種邊界態勢，使玉里鎮成為花蓮縣境內南區行政、交通與經濟的核心樞紐，同時也是連接花蓮縣與臺東縣之間的重要廊道節點。

從更宏觀的地理區位審視，玉里鎮地處臺灣本島東部之花東縱谷（Huadong Valley）中段。花東縱谷為中央山脈（Central Range）與海岸山脈（Coastal Range）之間所夾峙的狹長沖積平原，玉里鎮即坐落於此縱谷的相對寬闊處。此一區位特徵深刻地影響了其地形、水文、交通與產業發展模式，使其成為縱谷中段最大的聚落與農產集散地。

就絕對地理位置而言，玉里鎮的地理座標範圍大致介於北緯23度15分至23度30分，東經121度15分至121度25分之間。其東西寬度因受山脈限制而較窄，南北長度則相對延伸，整體輪廓呈現南北縱長之不規則矩形，北部略寬於南部。依據官方測量資料，玉里鎮的總面積約為252.3719平方公里，此面積在花蓮縣各鄉鎮市中居於前位，反映了其行政轄區涵蓋廣闊的山地與平原。廣大的鎮域內，平原主要集中在縱谷底部秀姑巒溪（Xiuguluan River）及其支流沿岸，其餘多為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延伸之丘陵與山地。

玉里鎮的行政中心設置於鎮治所在地，即玉里鎮市中心區。該中心區歷史上為阿美族（Pangcah/Amis）傳統領域「Pasoqou」（意指「肥沃土地」）的一部分，清代以後逐漸發展成為聚落。日治時期，因應行政區劃調整與東部開發政策，此地成為「玉里支廳」的廳治所在，奠定了其作為區域行政中心的基礎。現今鎮公所等主要行政機關均集中於此。

在行政區劃的細部結構上，玉里鎮目前下轄15個里。這些里分別是：中城、國武、大禹、松浦、觀音、三民、長良、泰昌、啟模、源城、永昌、樂合、東豐、春日、德武。此15個里的分布，清晰地反映了玉里鎮的空間發展軸線與歷史脈絡。其中，中城、國武、啟模、永昌等里大致構成了玉里市區的核心範圍，為人口最為稠密、商業與公共服務設施最集中的區域。其餘各里則多屬鄉村型態，沿著花東縱谷南北散布，或向東、西兩側山麓延伸，例如位於海岸山脈西側的長良里，或位於中央山脈東側的樂合里、三民里等。部分里的命名，如春日（Kasuga，日治時期移民村名）、松浦（Matsuura，同前），保留了日治時期移民村的歷史痕跡；而德武里等地區，則為布農族（Bunun）部落的所在。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行政區位與地理座標，定義了其作為花東縱谷中段核心城鎮的空間屬性。其轄區遼闊，兼具平原、丘陵與山地地形；行政中心承襲歷史發展積澱，位於縱谷平原的交通要衝；下轄各里的分布則具體而微地展現了漢人、阿美族、布農族等多元族群在此區域的開拓歷史與聚落空間結構。此一地理與行政框架，是理解玉里鎮後續自然環境、人文活動與區域功能的基礎。

1.2 地形地貌

玉里鎮之核心地形特徵為「山海夾峙」之縱谷地貌，乃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碰撞之前緣地帶，屬於花東縱谷（Huadong Valley）南段。整體地勢呈現顯著之南北走向，中央為縱谷平原，東側為海岸山脈（Coastal Mountain Range），西側為中央山脈（Central Mountain Range），構成典型之「兩山一谷」地文結構。

地勢上，全鎮平均海拔約為250公尺，然鎮域內高程變化劇烈。最高點位於鎮境東北側之海岸山脈西翼支稜，海拔可達1,100公尺以上，屬於海岸山脈之安通越山稜線延伸；西側中央山脈之邊緣地帶，海拔亦迅速攀升至800公尺以上。整體地形坡度分布呈現明顯不對稱性：東側海岸山脈坡面相對陡峭，地質上屬呂宋島弧之火山碎屑岩與沉積岩（主要為都巒山層及利吉層），坡度常大於30度，侵蝕溝谷發達；西側中央山脈坡面則相對和緩，由變質岩（主要為大南澳片岩）構成，坡面多為15至30度之緩坡至陡坡，為主要之丘陵與淺山地帶。

鎮內之主要平原地形集中於秀姑巒溪（Siouguluan River）及其支流所塑造之沖積地貌，其空間分布呈現「串珠狀」型態，此為板塊擠壓下之斷層作用與河流堆積共同作用之結果。主要平地類型包括：

1.  縱谷沖積平原：為玉里鎮最主要之平地面積，分布於縱谷軸線，南北縱長約15公里，東西寬度最廣處約4公里，最窄處僅約1.5公里。此平原實為一複合式沖積扇平原與河谷平原，由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拉庫拉庫溪（Lakulaku River）、清水溪、樂樂溪等共同沖積而成。地表物質主要為礫石、砂及粉土，地勢極為平緩，平均坡度小於3度，微地形上可見古河道遺跡與自然堤。

2.  沖積扇群：主要分布於中央山脈東緣溪流出谷處，於縱谷平原西側形成一系列大小不一的沖積扇（Alluvial fans），其中最顯著者為源自拉庫拉庫溪之客城沖積扇。此扇狀地形半徑可達2公里，扇頂與扇端高差約50公尺，扇面上礫石粒徑明顯呈現由扇頂至扇緣逐漸變細之特徵，其扇端潛流為地下水重要補注區。

3.  階地與台地：於縱谷平原邊緣，特別是海岸山脈西側山麓，可見數段低位河階地，如樂合（Loher）一帶，顯示地盤間歇性抬升與河流下切之歷史。此外，鎮境西南側靠近卓溪鄉處，有小型之丘陵台地分布，地勢較平原區略高，過渡至中央山脈丘陵區。

4.  河谷平原：秀姑巒溪於玉里大橋至三民橋段，河道蜿蜒，其曲流作用於兩岸形成局部之河階與河灘地，構成狹長之河谷平原，此為鎮內農業活動之精華地帶。

此種「串珠狀」平原地形，被東側海岸山脈與西側中央山脈緊密包夾，形成天然之交通廊道與人居空間。地形的空間分布直接影響聚落發展與土地利用型態：主要的城鎮聚落（如玉里市區、三民、大禹）均集中於縱谷平原與大型沖積扇上；東側陡峭之海岸山脈區域，除少數沿斷層發育之谷地（如安通）有部落分布外，多為森林覆蓋；西側緩坡之丘陵地帶，則可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部分農業活動，其中為阿美族（Pangcah）與布農族（Bunun）之傳統生活領域。整體而言，玉里鎮之地形地貌是構造運動、河流作用與風化侵蝕長期互動之產物，其空間結構深刻地制約了區域之生態環境、產業發展與社會文化紋理。

1.3 氣候特性

玉里鎮之氣候特性，主要受其緯度位置、地形配置及鄰近海洋之影響，呈現複雜且具過渡性之特徵。整體而言，依據柯本氣候分類法，玉里鎮屬「副熱帶季風氣候」，但因其位處北回歸線以南（約北緯23.2度至23.5度），並受低海拔河谷地形及黑潮暖流影響，熱量條件充裕，實質上更接近熱帶氣候之邊緣。

氣溫方面，玉里鎮年均溫約攝氏23.5度，因縱谷地形相對開闊，不易蓄積冷空氣，冬季並不嚴寒。月均溫以七月最高，約攝氏28度；一月最低，約攝氏18至19度。全年無明顯冬季，霜雪極罕見。顯著之氣候特徵為日夜溫差大，尤其在乾季，河谷地形導致夜間輻射冷卻效應顯著，日溫差常可達攝氏10度以上。此溫度條件非常適合多種熱帶及副熱帶作物生長，為本地農業之基礎。

降水方面，年均降雨量約在1,800至2,200毫米之間，然時空分布極不均勻，深受地形與季風支配。降雨季節性明顯，可分為乾季與濕季。濕季集中於每年5月至10月，此期間之降雨量可佔全年總量之70%至80%。降雨主要來源有三：一為梅雨鋒面（通常發生於5月至6月），二為西南季風帶來之水氣，三為颱風或熱帶性低氣壓所引致之豪雨。乾季為11月至翌年4月，受東北季風影響，但由於中央山脈之阻擋，玉里鎮處於「雨影區」，東北季風過山下沉增溫後，水氣已大量耗失，故乾季降雨稀少，氣候相對乾燥，與台灣東北部之多雨形成強烈對比。

主要氣象災害風險首推颱風與伴隨之豪雨。玉里鎮位於台灣東部，正對太平洋，為颱風主要登陸路徑之一。根據歷史路徑統計，自太平洋向西北行進之颱風，其中心或暴風圈常直接侵襲花東縱谷地區。颱風引進之旺盛東南氣流或西南氣流，受高聳之海岸山脈（最高峰約1,680公尺）強迫抬升，於山脈東側迎風面產生極致性降雨；氣流越過山脈進入縱谷後，有時會與縱谷內之地形交互作用，或在中央山脈東側再次抬升，導致玉里鎮出現劇烈降雨，此即為典型之「地形效應」豪雨機制。此類降雨強度大、時間集中，極易引發秀姑巒溪及其支流（如樂樂溪、清水溪）之河水暴漲、土石流及坡地崩塌，為本鎮最主要之天然災害。此外，乾季期間之持續乾旱，亦對農業及民生用水構成壓力。

特殊地理氣候現象部分，除上述之地形雨與雨影區效應外，尚有數點值得闡述。其一為「焚風」現象，當颱風中心位於台灣北方或東北方，玉里鎮處於颱風環流之西南象限時，盛行下沉之西南風越過中央山脈後增溫乾燥，可能導致氣溫急升、濕度陡降，對農作物造成熱害，本地居民稱此為「火燒風」。其二，與地理位置直接相關之「日出方位」。玉里鎮中心約位於北緯23.33度，恰在北回歸線（約北緯23.5度）以南約20公里處。此意味著在夏至前後，太陽直射北回歸線附近，玉里鎮所見之太陽近乎從正東方升起，並於天空中近乎垂直照射；而在冬至時，日出方位則明顯偏東南方。此天文地理特徵影響了日照角度與時數，間接與當地建築坐向、農耕時序有所關聯。其三，縱谷地形在晴朗無風之夜間，因輻射冷卻易產生局部霧或低雲，於清晨時分瀰漫河谷，日出後逐漸消散。

成因綜合分析，玉里鎮的氣候格局是宏觀環流與微觀地形共同作用的產物。北回歸線以南的緯度提供了高溫基礎，而流經台灣東岸之黑潮（Kuroshio Current）則如同巨大的暖水管，使其冬季氣溫較同緯度大陸地區更為溫暖，減少了極端低溫的發生。然而，決定其氣候細節的關鍵在於地形：東側之海岸山脈與西側之中央山脈（屬台灣脊梁山脈，玉山主峰海拔3,952公尺）形成狹長之縱谷走廊。此地形配置一方面屏障了冬季來自東北方向的冷濕氣流，造就乾季；另一方面，卻在夏季成為颱風及西南氣流之水氣通道，並藉由地形抬升觸發劇烈對流，導致濕季雨量集中且強度大。因此，玉里鎮的氣候可概括為：溫暖、長夏無冬、雨旱季分明、氣象災害以颱風豪雨為核心，是一處深受海洋調節與山地地形塑造之獨特區域。

 

第二章 歷史沿革

2.1 史前與原住民時期

2.1 史前與原住民時期

玉里鎮之歷史可追溯至史前時期，其豐富的考古遺址揭示了長達數千年的人類活動史。本區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接帶，秀姑巒溪切穿海岸山脈形成之河谷廊道（今稱秀姑巒溪河谷），自古即為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之重要路徑。根據考古學研究，玉里地區之史前文化序列主要可分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之「卑南文化」、金屬器時代初期之「麒麟文化」（又稱「靜浦文化」早期類型），以及鐵器時代之「靜浦文化」（亦稱「十三行文化靜浦類型」）。

具代表性之考古遺址包括位於鎮內秀姑巒溪畔之平林遺址（推估年代約距今3,000-2,000年），出土典型卑南文化風格之板岩石板棺、陪葬玉器（如玉玦、玉管）及陶器，顯示該文化人群已有穩定聚落與社會階層分化。三民遺址及客城遺址則見證後續之麒麟文化與靜浦文化發展，其陶器特徵（如橙紅色夾砂陶、鎚形陶把）及出現之鐵器殘件，反映了技術演進與可能之區域貿易網絡。此外，於樂合里發現之樂合遺址（又稱掃叭遺址延伸）出土大型石柱（Palith），其功能可能與建築結構或儀式性活動相關，屬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上述遺址分布於河階台地與沖積平原，顯示史前人群之生計型態與聚落選址，主要適應河谷環境，從事初級農耕（可能包含根莖類作物如芋頭）、狩獵與採集。

進入歷史時期，玉里地區成為臺灣原住民族活動之核心區域之一，主要涉及兩大族群：阿美族（Amis） 與布農族（Bunun）。

阿美族（Amis） 為本區最主要之原住民族。其於玉里地區之族群屬秀姑巒阿美亞群（Siwkolan Amis），相傳其祖先發源於東海岸之Cilangasan（今豐濱鄉貓公山），後沿秀姑巒溪向內陸遷徙擴散。在玉里鎮境內，傳統部落（niyaro'）主要分布於秀姑巒溪及其支流（如樂樂溪、清水溪）沿岸之沖積平原，形成如璞石閣（Posko）、大庄（PateRongan）、三笠（Marlijuk）、樂合（Natawran）、長良（Ciwkangan） 等聚落。阿美族社會為母系繼嗣、男性入贅之從妻居社會，並有嚴密之年齡階級組織（sral），負責部落防衛、公共事務與儀式執行。其生計以定耕水田農業（主要作物為陸稻、旱稻）為主，輔以溪流漁撈（如設置蝦筌、魚籪）及山區狩獵，形成適應河岸平原之複合式經濟。

布農族（Bunun） 則約於17世紀中後期至18世紀，自中央山脈西側及南投郡大社群、巒社群領域，越過中央山脈分水嶺向東遷徙，進入玉里地區之山區與部分河階地。主要包含巒社群（Takbanuaz） 與郡社群（Isbubkun）。其傳統領域位於樂樂溪上游及清水溪上游之高山深谷，如喀西帕南（Kashippanan） 等地。布農族為父系氏族社會，行山田燒墾農業（主要作物為小米、甘藷、玉米），並以精湛之狩獵技術聞名，其年度祭儀（如打耳祭、小米祭）緊密結合其生計週期與宇宙觀。其與平原區阿美族之間存在既有交易（如以山產交換海鹽、鐵器）亦偶有衝突之互動關係。

現今鎮名「玉里」之地名語源，直接源自阿美語對本地之稱呼。最普遍之說法為阿美語「Posko」或「Ponki」之音轉。Posko 一詞意為「蕨類植物茂盛之地」；Ponki 則指「塵土」、「塵沙飛揚之地」，可能描述秀姑巒溪河床於乾季或強風時之揚塵現象。清領時期文獻音譯為「璞石閣」，此為官方首次記載之漢字名稱。日治時期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時，取「璞石」之玉質意象，雅化為「玉里」，並沿用至今，同時「Posko」仍為當地阿美族人對玉里市街之傳統稱呼。

綜上所述，玉里鎮於史前時期即因特殊地形而成為文化交會之地，並在近代以前形成以秀姑巒阿美族為主體，布農族於山區活動之族群分布格局。其地名演變反映了外來政權對本地認知之轉譯過程，而阿美族之河岸定耕與布農族之高山燒墾狩獵，則構成了適應不同海拔梯度之傳統生計型態，共同形塑了玉里鎮的人文地景基礎。

2.2 漢人移墾時期（清代）

漢人大規模進入今玉里鎮轄境之時間，始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調整治臺政策，於光緒元年（1875年）正式推行「開山撫番」。在此之前，雖有零星漢人透過「私墾」或交易路線滲透，但受制於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的天然屏障，以及布農族（Bunun）與阿美族（Amis）部落的勢力範圍，並未形成常駐性聚落。

漢人進入後山的主要路線，與官方開闢的「三路」通道密切相關。其中對玉里地區開發影響最深者為「中路」（亦稱八通關古道）與「北路」。中路自林圯埔（今南投竹山）經八通關越過中央山脈，東下至璞石閣（即玉里舊稱）；北路則自蘇澳沿海岸南下。光緒元年（1875年），臺灣道夏獻綸與總兵吳光亮率軍開通中路後路（水尾至璞石閣段），使璞石閣成為中路出東部峽谷區後的第一個重要據點。此路線的開通，標誌著漢人得以循官方路徑，有組織地進入秀姑巒溪中游的沖積平原區。

早期開墾人物的活動，多與軍事駐防及隨營貿易有關。文獻記載，開路官兵及其眷屬、工匠構成最早的漢人人口基礎。隨後，閩粵籍漢人移民循新開道路進入，開始進行小規模農耕與商業活動。其中，具代表性者如來自宜蘭的墾戶黃阿鳳，曾於光緒初年嘗試在璞石閣一帶招佃開墾，然因番害頻仍而成效有限。官方為鞏防與拓墾，於光緒三年（1877年）由駐防水尾（今花蓮瑞穗）的統領陳輝煌派兵駐紮璞石閣，並實施「屯兵寓墾」，軍人及其家屬成為穩定的農業勞動力。此外，亦有如「協昌號」等漢商在各社貿易點設立「小店」，以鹽、布、鐵器等物品交換山產，逐步建立經濟網絡。

清廷政策對本地開發具決定性影響。「開山撫番」政策包含軍事鎮壓與懷柔同化雙重手段。光緒元年（1875年），清廷於後山增設卑南廳，璞石閣地區初隸屬於此，後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臺灣建省後改隸臺東直隸州。官方於沿途要地如璞石閣設撫墾局（或稱招撫局）、碉堡與兵營，執行番界管理、授產歸化等事務。例如，光緒四年（1878年）發生「加禮宛事件」後，部分歸順之撒奇萊雅族（Sakizaya）與噶瑪蘭族（Kavalan）族人被遷移至璞石閣附近安置，此舉亦改變了當地族群結構。然而，清廷的「撫番」政策成效不彰，番漢衝突時有所聞，加上瘴癘流行，致使漢人墾殖進展緩慢，人口增長有限。

在聚落雛形建立方面，璞石閣因位居中路要衝，且所在地為秀姑巒溪與其支流匯流處之寬廣河階平原，水土資源較豐，遂自然發展成行政、軍事與物資集散中心。約於光緒元年（1875年）左右，以駐軍營盤（今玉里鎮啟模里一帶）為核心，逐漸形成街肆。光緒八年（1882年），清軍築「璞石閣堡」以強化防務。聚落內初步出現店鋪、作坊，並有簡單的稻作與旱作農業。同時，隨著移民墾殖，在平原邊緣地帶亦出現零星散村，例如今長良里一帶當時已有漢人嘗試種植甘蔗。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形成的聚落空間分布，明顯受到原住民部落領域與防衛需求的制約，漢人聚落多沿官道或近兵營處線性發展，與阿美族部落（如織羅社、歸化社）及布農族社群保持一定的地理間隔。

綜上所述，清代漢人移墾時期是玉里鎮從原住民生活領域轉變為多族群聚居區的關鍵階段。其開發動力主要源於清廷鞏固邊防的國家政策，以軍事開路為先導，繼以駐兵屯墾與有限度的招民開墾。璞石閣作為交通樞紐與行政據點的機能於此時確立，為日後進一步的農業開發與市鎮發展奠定基礎。然而，直至清領末期，漢人墾殖範圍仍相對局限，整體人口規模不大，區域社會仍處於番漢雜處、時有衝突的動態平衡狀態。

2.3 日治時期（1895-1945）

日治時期是玉里地區從清代邊陲聚落轉型為現代化行政與產業中心之關鍵階段。此一時期之變革，深植於殖民政府之統治策略，對當地之行政架構、族群分布、基礎設施與經濟型態產生根本性重塑。

行政區劃之確立與提升
1895年日本領臺後，初期沿用清代舊制，玉里地區（舊稱「璞石閣」）隸屬臺東支廳管轄。1896年設「璞石閣出張所」，後於1897年改置「璞石閣辨務署」。至1901年廢縣置廳，設「璞石閣支廳」，隸屬於臺東廳。進入1920年代，臺灣總督府實施地方制度大改革，於1920年廢支廳改設「玉里庄」，隸屬「花蓮港廳」新設之「玉里郡」管轄。「璞石閣」之地名自此正式更易為「玉里」，此乃官方文書統一使用之始。隨著人口聚集與行政機能擴充，玉里庄於1937年升格為「玉里街」。此一行政區劃之變遷，不僅標誌著玉里成為花蓮港廳南區之核心行政據點，其名稱之統一亦象徵殖民治理對地方認同之重塑。

理蕃政策與強制性族群空間重構
玉里位於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縱谷南段，歷來為布農族（Bunun）、阿美族（Pangcah）與平埔族、漢人之交會地帶，尤其鄰近布農族丹社群、郡社群及巒社群之傳統領域。日治初期，殖民政府視山區原住民為統治障礙，於玉里設置「璞石閣支廳」作為重要的理蕃指揮中心。1909年設立「叭哩沙支廳」（後遷至玉里，為玉里郡之前身），強力推進「理蕃五年計劃」（1910-1914年）及其後續政策，以武力鎮壓與集團移住為主要手段。

對玉里地區影響最深者，莫過於大規模「集團移住」政策。為切斷布農族與其傳統領域之連結，便於控制與同化，總督府強制將散居於拉庫拉庫溪流域（今卓溪鄉山區）之布農族各社群，遷移至玉里平原邊緣之特定聚落。例如，1931年起，將原居於大分、塔洛木之布農族人，集中移住至今日玉里鎮之春日、松浦等「官設集落」。此一政策徹底改變了玉里地區的族群地理分布，使原本以阿美族與漢人為主的平原區域，嵌入布農族之新社群，奠定了今日玉里鎮為多元族群鄉鎮之基礎。此過程伴隨著1930年「大分事件」後更為嚴厲的管控，原住民傳統社會結構與生計模式遭受劇烈衝擊。

現代化基礎設施之建設與交通樞紐地位形成
殖民政府為強化控制、開發資源及推行移住政策，大力投入玉里之基礎建設。在陸路交通上，修築貫通縱谷的「理蕃道路」與「警備道」，其中「璞石閣至卑南」道路（今臺9線雛形）的修築，強化了南北縱向連繫。最具革命性之建設為鐵路。臺東線鐵路自1909年自花蓮港開始興築，至1926年通車至玉里，玉里車站隨之設立。其後鐵路繼續向南延伸，最終於1932年全線通車至臺東。鐵路之開通，使玉里一躍成為花東縱谷中段之交通樞紐與物資集散中心，不僅大幅降低運輸成本，更深刻連結了玉里與全島之經濟體系。

產業經濟之引入與族群結構之變動
隨著行政與交通地位提升，殖民政府有計劃地引入現代化農業產業。官方鼓勵甚至強制推廣經濟作物栽培，其中以甘蔗與菸草最具代表性。日本資本（如鹽水港製糖會社）進入，並於玉里設立原料採集區，鼓勵或要求農戶（包括遷駐的原住民）種植甘蔗。此外，1930年代後，專賣制度下的黃色種菸草（*Nicotiana tabacum*）被引入玉里，因其氣候土壤適合，玉里逐漸成為重要菸草產區，設立菸草耕作指導所，此產業深刻影響了戰後玉里的農業地景。

產業開發與交通建設吸引了大量西部漢人移民（主要為閩南、客家族群）前來開墾或從事商業活動，他們多聚居於玉里街區周邊。至此，玉里地區之族群結構產生顯著變動：阿美族聚落多位於平原近山處；強制移住的布農族定居於規劃之集落；新移入之漢人則集中於街市中心及新開發之農耕地帶。此一「原—漢」、不同原住民族群之間空間分布與社會經濟關係的重組，構成了玉里鎮社會結構的基本樣貌，並埋下資源競爭與文化互動的伏筆。

總結而言，日治時期透過層級的行政整編、強制的族群遷移、現代交通建設與計劃性產業導入，將玉里從一個邊界性的聚落，系統性地改造為殖民政府在後山地區的關鍵控制節點與產業基地。此一過程雖伴隨著原住民族的壓迫與血淚，但客觀上亦奠定了玉里作為花東縱谷南部中心市鎮的空間與經濟基礎。

2.4 戰後發展（1945至今）

1945年臺灣光復後，玉里鎮之行政體制於1946年1月正式確立，隸屬於花蓮縣，下轄原有之街庄改制為里。此一行政架構奠定了戰後地方治理之基礎，鎮公所成為執行政務與推動建設之核心機關。歷經數次里鄰調整，至今維持15里之規模，其中包含多個原住民族聚居之里，如源城、長良、松浦等，反映其多元族群組成。

戰後初期，玉里鎮經濟仍以農業為主，水稻、甘蔗為大宗。1958年8月之艾倫颱風（Ellen）對秀姑巒溪流域造成嚴重水患，玉里鎮部分區域受創，沖毀農田與基礎設施，促使後續河川整治與堤防修建工程受到重視。1970年代為產業轉型之關鍵時期。在農政單位推廣下，赤科山與六十石山開始大規模移植金針（Hemerocallis fulva），由零星栽培轉變為集約農業。至1970年代後期，金針種植面積擴增至約400公頃，形成特殊之山地農業地景，並於每年8至9月採收期形成季節性勞動力需求。此項作物的引入，不僅創造了「金針山」之區域品牌，亦為後來觀光產業發展埋下伏筆。

交通建設對玉里鎮之空間連結與社會經濟影響深遠。1949年後，臺灣鐵路管理局臺東線全面修復通車，玉里站持續作為花東縱谷中段之運輸樞紐。1979年，臺鐵進行軌距拓寬工程，並於1982年完成全線通車，大幅提升運輸效率。公路系統方面，省道臺9線貫穿全鎮，為縱向主要幹道。最具里程碑意義之交通革新為2007年通車之「玉長公路」（臺30線），該公路穿越海岸山脈，連接玉里與長濱，將行車時間由原先繞行瑞穗之2小時縮短為30分鐘，徹底改變玉里與東海岸之區位關係，促進觀光路線之整合與區域經濟活動之擴展。此外，2014年花東鐵路電氣化通車至玉里，2022年延伸至臺東，進一步強化鐵路運輸效能。

重大天然災害持續形塑玉里之地景與社會。1990年歐菲莉颱風（Ofelia）引發之土石流重創赤科山區，導致農路與金針田受損。2009年莫拉克颱風（Morakot）帶來極端降雨，引發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樂樂溪暴漲，造成河岸地區淹水與農損，並突顯極端氣候下之脆弱性。這些事件促使水土保持與防災型社區規劃逐漸受到重視。

社會變遷方面，戰後玉里鎮人口於1970年代達到約3.5萬人之高峰，其後因青壯年人口外流至西部都會區尋求就業，人口呈現緩步下降趨勢，至2023年約為2.3萬人，人口高齡化指數顯著高於全國平均。產業結構亦隨之調整，農業就業人口比例下降，觀光服務業比重漸增。除了金針花季，鎮內之玉泉寺、客城鐵橋、南安瀑布及羅山遊憩區等，均成為重要觀光資源。此外，位於樂合里之「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主要保護物種為臺灣水鹿 Cervus unicolor swinhoei）亦標示著生態保育意識之提升。

原住民族文化復振與認同亦為戰後社會變遷之重要面向。玉里鎮為阿美族（Pangcah）與布農族（Bunun）聚居地，傳統祭儀如阿美族豐年祭（Ilisin）、布農族射耳祭（Malahodaigian）持續舉行，並與地方觀光活動結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玉里分場）之設立，則代表了農業技術研發與推廣體系在地方之扎根。

總體而言，戰後玉里鎮經歷了從傳統農業鎮，歷經天然災害挑戰、關鍵產業移植、交通動脈革新，逐步朝向結合農業、生態與文化之區域生活中心轉型。其發展軌跡緊密扣合花東縱谷之地理條件，並持續在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互動中尋求平衡。

 

第三章 自然環境

3.1 地質與地層

玉里鎮位於臺灣花蓮縣南部，其自然環境深受複雜的地質構造控制。本章節將針對其地質與地層進行系統性論述，涵蓋板塊構造背景、主要岩層特性、地質脆弱度評估以及沖積層分布，並分析其與環境災害風險之關聯。

板塊構造背景
玉里鎮坐落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縫合帶上，具體位置為縱谷斷層帶的南段。此區域是臺灣地質活動最為活躍的區域之一，兩個板塊在此持續聚合，導致地殼變形劇烈且抬升迅速。縱谷斷層帶本身並非單一斷層線，而是一個寬約數公里的破碎斷層系統。玉里鎮境內的主要構造線為「玉里斷層」（亦屬縱谷斷層系統之一部分），大致沿秀姑巒溪東側延伸，呈北北東-南南西走向。此構造背景決定了本區地震活動頻繁，地體構造極不穩定，是影響全鎮地層分布與地貌發育的最根本因素。

主要岩層種類與特性
本鎮地質可大致以縱谷斷層（玉里斷層）為界，分為東、西兩大岩性區。
1.  中央山脈東翼地質區（斷層以西）： 主要由古生代晚期至中生代之大南澳片岩（Tananao Schist）所構成。此套岩層屬臺灣最古老的變質雜岩，主要岩性為石墨片岩、綠泥片岩、矽質片岩與片麻岩，並夾有大型的白色大理石（結晶石灰岩）層。這些變質岩層理與葉理發達，岩體本身因歷經多次造山運動而極為破碎，風化後易形成厚層的風化土與碎屑物，為土石流提供了豐富的物質來源。此區地層屬於「太魯閣帶」（Truku Belt）。
2.  海岸山脈地質區（斷層以東）： 屬於菲律賓海板塊前緣的火山島弧物質，於中新世晚期至上新世期間增生至歐亞板塊邊緣。主要岩層包括：
    *   都巒山層（Tuluanshan Formation）： 主要由安山岩質集塊岩、火山角礫岩及熔岩流構成，為海岸山脈的基底火山岩層。岩體堅硬但節理發達，風化後常形成陡峭地形。
    *   利吉層（Lichi Formation）： 為一套極具特色的「混同層」（Melange），主要由深灰色或墨綠色的泥質基質包裹著外來岩塊所組成，岩塊種類繁多，包括蛇綠岩系（如蛇紋岩、輝長岩）、石灰岩、安山岩及砂岩等。利吉層岩性軟弱、膠結不良，遇水易泥化，是著名的順向坡滑動材料，工程地質性質極差。
    這兩套地層的接觸帶亦為地質弱帶，活動斷層常沿此發育。

地質脆弱度評估
綜合上述地質條件，玉里鎮整體地質脆弱度屬於「高」至「極高」等級。評估依據如下：
1.  構造活動性極高： 直接位於活動斷層帶上，歷史地震紀錄顯著。例如，1951年縱谷地震序列（其中一次主震震中即位於玉里附近）及2022年918池上地震（震中鄰近玉里），均造成玉里鎮嚴重的地表破裂、建築損毀與山崩。斷層活動不僅直接產生災害，更持續使岩體破裂，降低邊坡穩定性。
2.  岩體強度與穩定性低： 大南澳片岩區岩體破碎，利吉層岩性軟弱易滑，都巒山層雖堅硬但節理密集。全鎮山區廣泛分布著因構造與風化作用形成的厚層崩積土，其穩定性對降雨極為敏感。
3.  災害潛勢集中： 上述地質條件直接導致山崩、地滑及土石流災害高潛勢區廣泛分布。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料，玉里鎮山區劃定有多處土石流潛勢溪流及大型岩體滑動潛勢區，其分布與利吉層、破碎片岩區及主要斷線走向高度重合。

沖積層分布
秀姑巒溪為貫穿玉里鎮的核心河系，其與支流（清水溪、樂樂溪、豐坪溪等）共同作用，於縱谷斷層西側（中央山脈山麓）與斷層帶以東（海岸山脈山麓）堆積出現代沖積層，並在斷層帶下陷區域形成玉里沖積平原的主體。此沖積平原是玉里市街區與主要農業區（如水稻田）的所在地。沖積層主要由未固結的砂、礫石及泥層交替組成，厚度可由數十公尺至百餘公尺不等。這些沖積層提供了重要的地下水蓄水層，但同時也因質地鬆軟，在強震時具有高度的土壤液化潛勢。2018年0206花蓮地震及2022年918地震，在玉里鎮部分沖積層區域均觀察到噴砂、地裂等土壤液化現象，對基礎設施構成顯著風險。

岩性與災害風險連結總結
玉里鎮的地質環境與災害風險具有明確的因果關係：活躍的板塊縫合帶背景導致頻繁的地震與斷層活動，作用於本身即為脆弱（破碎的變質岩、軟弱的混同層）的岩體，並透過劇烈的河川作用（秀姑巒溪）將風化碎屑搬運堆積成厚層且不穩定的崩積層與沖積層。因此，地震觸發的斷層錯動、山崩、土壤液化，以及颱風豪雨觸發的土石流、洪水與沖積層淹水，構成玉里鎮最主要的地質與水文氣象複合型災害鏈。任何土地利用與發展規劃，均需以此高脆弱度的地質環境為基礎進行評估。

3.2 土壤

玉里鎮之土壤分布與特性，深受其地質構造、地形起伏及氣候條件之綜合影響。全鎮土壤大致可依海拔高度與地形單元，區分為山地土壤與平地沖積土兩大類，其農業適宜性及利用方式有顯著差異。

山地土壤主要分布於中央山脈東翼與海岸山脈之坡地，海拔多在300公尺以上，直至超過2,000公尺之高峻山嶺。此類土壤以石質土（Lithosols） 及淺層之黃壤為主。石質土特徵為土層淺薄（通常少於50公分），土壤發育程度低，混有大量母岩風化之岩屑與礫石，常見於坡度陡峭、侵蝕作用旺盛之山坡地。其土壤有機質含量因植被覆蓋而異，但在崩塌地或過度擾動區域則極為貧乏。此類土壤透水性佳但保肥力差，農業利用價值極低，主要功能為森林覆蓋與水土保持。玉里鎮西側中央山脈廣大區域之土壤即屬此類，為天然闊葉林與針葉林（如臺灣杉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紅檜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之重要棲地。海岸山脈東坡因岩性多屬火山碎屑岩與沉積岩，風化迅速，土壤侵蝕較為嚴重，石質土分布亦廣。此區域之土地利用受《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規範，大規模農業開墾受限，屬玉里鎮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Bunun）部落之傳統獵區與採集地。

平地土壤集中於秀姑巒溪主流及其支流（樂樂溪、卓溪、清水溪等）所構成之沖積平原與河階地，即玉里鎮核心之「玉里平原」。此區土壤以沖積土（Alluvial soils） 為主，為河流攜帶之泥、砂、礫沉積物經年累月堆積而成。玉里平原之沖積土層深厚，質地從砂質壤土至黏質壤土均有分布，排水性普遍良好，酸鹼度近中性至微酸性，天然肥力較高。此類土壤為玉里鎮農業生產之骨幹，農業適宜性高，尤其適宜水稻種植。日治時期（約1930年代）即將此區域劃為重要稻作區，引進「蓬萊米」品種。戰後持續為花東縱谷核心糧區，現今玉里鎮水稻田面積約佔花蓮縣總面積之顯著比例，並發展出有機水稻與「玉里米」品牌。此外，沖積土區亦廣泛種植西瓜、甘蔗、玉米、蔬菜及文旦柚等經濟作物。

除上述主要類型，本鎮尚有兩類具特色之土壤分布：
其一為紅壤（Red soils），主要分布於海岸山脈西側麓山帶與低海拔丘陵，以及玉里平原東側之河階地邊緣。此類土壤為較古老之沖積物或臺地堆積物，在濕熱氣候下經長時間風化與淋溶作用形成，土體中富含鐵、鋁氧化物而呈紅棕色，質地黏重，酸性較強（pH值常低於5.5），原生養分較為貧瘠。其農業利用需依賴客土、施用石灰改良酸性，並加強有機質與肥料管理。在玉里鎮，此類土壤區域多已開墾，種植耐酸或經改良之作物，如茶葉、柑橘類果樹（如文旦柚）、鳳梨及麻竹筍等，形成與沖積土平原區不同之農業地景。

其二為特殊母質土壤，零星分布。例如位於瑞穗溫泉區南端（屬玉里鎮樂合里）之區域，土壤受溫泉沉積物影響，富含硫磺等礦物質，農業利用受限。另在秀姑巒溪河道變遷頻繁之區域或舊河床地，存在砂質土，保水保肥能力差，多作為西瓜之輪作地或河川行水區。

綜合利用差異可歸納如下：石質土區以生態保育與森林經營為主，農業活動僅限於極小規模之坡地果園或小米（*Setaria italica*）、甘藅等傳統作物之零星種植。沖積土區是集約農業與糧食生產之核心，支持大面積、機械化之水稻與多樣化經濟作物生產，為本鎮農業經濟基礎。紅壤區則屬需投入較多改良資本之中度利用農業區，以果樹、茶葉等長期性經濟作物為特色，其生產穩定性與效益受土壤管理技術影響甚鉅。

總體而言，玉里鎮土壤資源呈現鮮明的立體分佈格局，從高山之石質土、丘陵之紅壤，至平原之沖積土，各自承載不同的生態功能與農業生產角色，共同構成了本鎮複雜且多樣的土地利用基底。此一土壤特性直接形塑了鎮內農業產業的空間分布與發展模式。

3.3 水系與水資源

玉里鎮之地表水系主要隸屬於秀姑巒溪流域，該溪為花蓮縣境內最大河川，亦為中央山脈以東獨流入海之最重要水系。秀姑巒溪發源於花蓮縣與臺東縣交界之崙天山南側，流經玉里鎮之河段約佔其全長（約104公里）之中游段，自北界卓溪鄉入境，蜿蜒流經鎮內西部與南部，最終於瑞穗鄉折向東北出海。此段河道於玉里鎮內長度約20公里，集水面積（至玉里大橋測站）約1,790平方公里，平均坡降約為1/125，流路相對平直，形成寬廣之沖積河床。此外，源自中央山脈東側之重要支流卓溪（原名朴石閣溪），全長約17公里，集水面積約83平方公里，於玉里大橋上游約2公里處自西向東匯入秀姑巒溪，為鎮內最主要之次級河川。另一重要支流拉庫拉庫溪（Lakulaku），則自南投縣境流經卓溪鄉，於玉里鎮南端匯入，其豐沛水量與攜帶之沈積物，對玉里沖積扇平原之形成具關鍵作用。

本區之水文特性深受東部氣候與地形影響，呈現典型臺灣東部河川之特徵：流量豐沛但季節變異極大。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於秀姑巒溪玉里大橋測站之長期觀測資料，年平均流量約每秒62立方公尺（CMS）。豐水期集中於每年5月至10月，主要受梅雨與颱風降雨影響，此期間之流量可佔全年總量逾70%，洪峰流量可達數千CMS，例如2016年尼伯特颱風期間曾記錄到超過5,000 CMS之瞬时流量，常導致河道劇烈變動與沿岸侵蝕。枯水期則為11月至翌年4月，流量顯著降低，最小月平均流量可降至10 CMS以下，河川基流主要仰賴上游森林集水區之地下水補注。此種「暴漲暴落」之水文模式，對水資源之穩定利用構成根本性挑戰。

玉里鎮之水資源利用現況，可概分為地表水與地下水兩大系統。地表水利用以農業灌溉為主，其核心為「玉里大圳」，該圳取水口位於卓溪注入秀姑巒溪匯流口上游，引取秀姑巒溪本流及卓溪之水源，灌溉面積約達1,200公頃，為鎮內最重要之農業命脈。民生及公共用水方面，主要倚賴「玉里淨水場」，其原水取自秀姑巒溪伏流水及部分地下水。由於河道逕流量變異大且濁度於暴雨期間急遽升高，常導致取水中斷，為提升供水穩定性，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已於玉里大橋下游興建現代化之伏流水取水工程，利用沖積層自然過濾特性，較能抵禦洪汛期間之高濁度影響，設計取水量每日約15,000立方公尺。此外，秀姑巒溪亦蘊藏水力發電潛能，上游有立霧溪支流加以利用，但流經玉里鎮之河段落差較小，未有大規模水力發電設施。

地下水資源之開發集中於秀姑巒溪沖積扇（亦稱玉里沖積扇）區域，此扇狀地形為拉庫拉庫溪與秀姑巒溪長期沖積所形成，地下水層深厚，補注條件良好。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研究，此沖積扇為花東縱谷內重要之地下水盆地。鎮內農業灌溉及部分民生用水大量使用地下水，據估計，農業用地下水井數量可達數百口。然而，水資源利用面臨數項顯著問題：

首先，水文變異性極大導致供水不穩定。枯水期河川流量銳減，與農業春季插秧之需水高峰期重疊，常發生灌溉水源不足之情事。豐水期之颱風洪水則易損毀取水設施，並使原水濁度飆升，迫使淨水場減量或停止運轉，影響民生供水。

其次，地下水資源雖豐，但面臨管理與潛在地質風險。儘管目前尚無大規模地層下陷之明確證據，但沖積扇地區之地下水為「補注快速但流動亦快」之類型，若局部地區或特定季節超抽，仍可能導致地下水位短暫急降，影響淺層水井功能。此外，沖積層之地質特性使得地下水質易受地表農業活動影響，存在硝酸鹽等面源污染之潛在風險。

第三，集水區土地利用變遷影響水源涵養。秀姑巒溪上游流域，特別是拉庫拉庫溪流域，歷史上為布農族（Bunun）之傳統領域，部分山坡地之農業開發或自然植被之變化，可能影響降雨入滲與逕流模式，長期而言對下游水資源之質與量構成不確定性。

第四，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水權議題。水資源利用涉及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生存權益。例如，秀姑巒溪及其支流為沿岸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部落（如鎮內之馬太鞍部落 Fata'an）進行漁撈、採集等傳統生活實踐之場域。大型水利設施或水資源分配政策，需兼顧民族傳統智慧與現代水權管理。

綜上所述，玉里鎮之水資源系統在自然條件上具備一定豐沛度，然其時空分布不均之本質，結合農業需求、民生保障、地質條件與族群文化等多重面向，形成複雜之管理課題。未來極端氣候事件頻率與強度可能增加之情境下，如何強化水資源調蓄能力、推動節水灌溉、完善地下水監測網，並納入多元利害關係人之協作，將是確保該區域水資源永續利用之關鍵。

3.4 植被生態

3.4 植被生態

玉里鎮之植被生態深受其地形、氣候及人文活動之影響，呈現複雜多樣之面貌。全鎮位於花東縱谷中段，地勢西高東低，西倚中央山脈，東臨海岸山脈，形成由平原、河階、丘陵至中低海拔山地之連續變化。此地形梯度導致植被呈現明顯之垂直分帶現象，同時，鎮內長期之人類墾殖活動，亦大幅改變了原始植群，形成原生自然植被與人為引入植被交錯之地景。

一、 垂直分帶與原生植被類型

1.  沿海林帶（海拔0-50公尺）：
    此帶主要分布於秀姑巒溪河口以北之鎮東北狹長海岸區域。受限於強勁東北季風、鹽霧及貧瘠土壤，原生植被以適應惡劣環境之樹種為主，代表性植物包括草海桐（*Scaevola taccada*）、林投（*Pandanus odoratissimus* var. *sinensis*）、白水木（*Messerschmidia argentea*）及黃槿（*Hibiscus tiliaceus*）等。此帶天然林相多已不完整，部分區域為防風林或遭開發。

2.  低海拔闊葉林帶（海拔50-800公尺）：
    此帶廣泛分布於海岸山脈西側丘陵及中央山脈東側山麓，為玉里鎮面積最廣之潛在天然植被帶。典型植群屬於楠櫧林帶，以殼斗科（Fagaceae）及樟科（Lauraceae）樹種為優勢。常見代表性樹種包括青剛櫟（*Cyclobalanopsis glauca*）、短尾葉石櫟（*Pasania harlandii*）、香楠（*Machilus zuihoensis*）、豬腳楠（*Machilus thunbergii*）及台灣雅楠（*Phoebe formosana*）。林下伴生有樹杞（*Ardisia sieboldii*）、台灣山桂花（*Maesa perlaria* var. *formosana*）等灌木。此帶亦為多樣性極高之蕨類與地被植物棲地。然而，此海拔範圍亦是人類活動最頻繁之區域，除部分陡峭山坡或保護區（如部分國有林班地）外，原始林相多已轉變為次生林、人造林或農業用地。

3.  中海拔混交林帶（海拔800-1800公尺）：
    此帶主要存在於玉里鎮西部中央山脈較高區域，如南安、卓麓等地之上方山區。植被類型過渡為楠櫧林帶上部至櫟林帶，開始出現針葉樹種與闊葉樹混生。代表性植物包括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台灣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鐵杉（*Tsuga chinensis*）等針葉樹，與昆欄樹（*Trochodendron aralioides*）、木荷（*Schima superba*）、台灣櫸（*Zelkova serrata*）等闊葉樹混生。此帶森林保存相對完整，生物多樣性高，為重要水源涵養區。

二、 人為影響與農業地景植被

人類活動，特別是農業墾殖，深刻塑造了玉里鎮之植被地景。縱谷平原及緩坡地早已轉化為集約農業區，主要作物包括水稻（*Oryza sativa*）、西瓜、文旦柚、香蕉及各種葉菜類，構成規律性之人為農耕植被景觀。其中，最具視覺標誌性之人為引入景觀植被，首推金針花（*Hemerocallis* spp.，主要品種為*Hemerocallis fulva*）。

金針花並非台灣原生植物，其大面積栽植於玉里鎮東側海岸山脈之赤科山與西側中央山脈之六十石山地區，海拔約在800至1,000公尺之間。此兩地原應屬低海拔闊葉林或次生草生地，自1960年代起，因傳統作物價格低迷，農民轉植耐旱且具經濟價值之金針作物。每年8月至9月花期，漫山遍野之橙黃色花海，已成為玉里鎮之著名觀光地景。此景觀完全屬人為經濟活動產物，其栽培管理（如除草、防治病蟲害）亦對當地原始生態系統造成一定影響，雖創造了獨特地景與經濟收益，但亦壓縮了原生植被之生存空間。

此外，平地及丘陵地區亦廣泛種植外來樹種作為行道樹、防風林或景觀植物，如小葉欖仁（*Terminalia mantaly*）、阿勃勒（*Cassia fistula*）、黑板樹（*Alstonia scholaris*）及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等。其中，銀合歡因其強勢擴散性，已在部分河床及荒廢地形成單優種族群，排擠原生植物，被視為入侵性較強之外來種。

三、 總結

玉里鎮之植被生態是自然演替與人文介入共同作用之結果。垂直分帶提供了從沿海林、闊葉林到混交林之生態梯度基礎，但低海拔區域之原生林相已大幅片段化，僅殘存於地形限制或保護區內。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積農業植被與特定經濟作物（如金針花）所構成之人為地景。外來觀賞樹種與入侵植物則進一步增加了植被組成之複雜性。未來植被之變遷，將持續取決於自然保育政策、農業經濟型態轉型以及外來種管理之成效。

3.5 野生動物

玉里鎮地處花東縱谷中段，秀姑巒溪貫穿其中，東臨海岸山脈，西接中央山脈，複雜的地形與從低海拔河岸至高海拔森林的棲地梯度，孕育了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本區域的動物相具有顯著的「走廊」與「棲地破碎化」特徵，秀姑巒溪水系及縱谷平原成為物種遷徙與擴散的路徑，而人類聚落與農業活動（主要為水稻、金針、文旦）則將連續棲地切割，對野生動物族群的存續與活動構成深刻影響。

保育類物種與族群分布
玉里鎮記錄之保育類野生動物涵蓋多個分類群。在哺乳類方面，臺灣黑熊（*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 於鎮西側的中央山脈深處，如卓溪鄉交界之山林仍有極少量個體活動，屬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其出現記錄多侷限於人跡罕至的中高海拔原始林，族群密度極低，且面臨棲地零碎化的隔離威脅。同屬珍貴稀有保育類的臺灣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與臺灣野山羊（*Capricornis swinhoei*） 分布較廣，山羌在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低海拔次生林及森林邊緣皆有穩定族群；野山羊則偏好較陡峭的岩石崩塌地與森林環境。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獼猴（*Macaca cyclopis*） 雖已調整為一般類，其在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低海拔丘陵的族群與果園、農墾地交界帶，是潛在人獸衝突熱點。

鳥類多樣性尤為突出。珍貴稀有之黃喉貂（*Martes flavigula*） 於中高海拔森林偶有記錄。鳥類保育類物種眾多，包括朱鸝（*Oriolus traillii ardens*）、臺灣藍鵲（*Urocissa caerulea*）、大冠鷲（*Spilornis cheela*）、鳳頭蒼鷹（*Accipiter trivirgatus*） 等。其中，朱鸝偏好低海拔闊葉林，於玉里鎮郊區公園或校園大型樹木曾有觀察記錄，但族群零星。烏頭翁（*Pycnonotus taivanus*） 為臺灣特有種，其分布北限約在花蓮市以南，玉里鎮正位於其核心分布區內，常見於鎮郊村落、果園的樹叢中，與外來種白頭翁的雜交化是其主要保育課題。此外，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流域是重要鳥類棲地，可見翠鳥（*Alcedo atthis*）、保育類的鉛色水鸫（*Phoenicurus fuliginosus*） 等溪流鳥類。

兩棲爬蟲類方面，菊池氏龜殼花（*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與梭德氏遊蛇（*Amphiesma sauteri*） 等保育類蛇類棲息於森林底層及溪流環境。莫氏樹蛙（*Rhacophorus moltrechti*） 為常見的臺灣特有種兩棲類，於春夏季在鎮內水田、池塘及灌叢中鳴叫繁殖。

人獸衝突現況
玉里鎮之人獸衝突主要表現於農業損害與公共安全兩方面。哺乳類中，山豬（*Sus scrofa taivanus*） 對邊緣農地，特別是金針山區及山坡地芋頭、竹筍等作物的侵擾最為普遍，造成農民經濟損失。臺灣獼猴對果園（如柑橘、文旦）的取食行為亦時有所聞。在公共安全層面，春夏兩季蛇類活動頻繁，眼鏡蛇（*Naja atra*） 與龜殼花（*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等具毒性蛇類進入民宅或農舍的情況，是常見的通報案件。此外，近年偶有臺灣黑熊個體出現在淺山地區的零星通報，雖未發生直接攻擊事件，但已引發社區對如何因應大型保育類動物靠近的關注與預防措施討論。外來入侵種緬甸小鼠（*Rattus exulans*） 在農田及住家環境的族群龐大，亦屬廣義的衝突之一。

文化象徵物種
野生動物與當地原住民族（主要為阿美族Amis及布農族Bunun）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對阿美族而言，山羌與野山羊是傳統狩獵文化中的重要資源，其角、皮毛與肉曾被用於各種儀式與日常生活，雖然現代狩獵活動已受法律嚴格規範，這些動物仍在口傳歷史與歲時祭儀中佔有文化地位。臺灣黑熊在布農族文化中被視為力量與山林的象徵，傳統上有特定的禁忌與狩獵規範。鳥類中的繡眼畫眉（*Alcippe morrisonia*） 等小型鳥類，昔日曾被部落運用其占卜（鳥占）以判斷行程吉凶。在漢人文化中，於屋簷或祠堂築巢的家燕（*Hirundo rustica*） 被視為吉祥的象徵，其年度遷徙與繁殖週期與農村生活節奏相契合。秀姑巒溪中的臺灣鏟頜魚（*Varicorhinus barbatulus*）（俗名苦花）則是當地溪流生態健康的指標物種，其覓食行為所形成的「水中螢火」景觀，深植於居民的共同記憶中。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野生動物相呈現中低海拔棲地與農業人文地景交錯的特有生態樣貌。保育類物種多存續於周邊山區的森林棲地，但其生存直接受邊緣地帶開發與棲地連結度影響。人獸衝突集中於農業生產與生活空間交界處，為常態性議題。而多樣化的動物不僅是生態系組成部分，亦是鎮內多元族群文化記憶與認同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3.6 自然景觀

玉里鎮的自然景觀，主要由其獨特的大地構造位置所塑造。鎮域西倚高聳的中央山脈，東臨陡峭的海岸山脈，兩大山脈之間為縱谷平原，秀姑巒溪自南向北貫穿全鎮，形成「兩山夾一谷」的宏觀地貌框架。此景觀乃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持續擠壓、抬升與侵蝕作用下的直接呈現。

山地景觀 方面，西側的中央山脈屬歐亞板塊前緣，主要由古第三紀的變質岩系構成，包括黑色片岩、綠色片岩及大理岩等。山勢雄偉，山脊線連續，坡度陡峻，森林植被覆蓋茂密，以樟科（Lauraceae）、殼斗科（Fagaceae）植物為優勢。顯著的地標如清水山，其山體呈現大規模的單斜構造，岩層清晰可辨。東側的海岸山脈則屬菲律賓海板塊的火山島弧物質（奇美火成雜岩）與其上覆的沉積岩（都巒山層、港口石灰岩等）所組成。地質較年輕，岩性複雜，山勢較為破碎，常見突起的海階與惡地地形。海岸山脈在玉里鎮境內的最高峰為崙天山（海拔1,340公尺），其山容因岩性差異抗蝕能力不同，形成鋸齒狀山脊與深切溝谷的對比景觀。

溪谷景觀 是玉里鎮最具動態與辨識度的景觀單元。秀姑巒溪（Hsiukuluan River）自瑞穗鄉轉向東切，於玉里鎮樂合附近進入切割海岸山脈的峽谷段，此為全台唯一橫切海岸山脈的主要河流，其成因與板塊運動造成的河道搶奪及持續的構造抬升密切相關。在鎮境內，玉里大橋附近的峽谷已初現規模，兩岸峭壁矗立，岩性主要為都巒山層的集塊岩與凝灰岩，節理發達，常形成險峻地貌。河床上可見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巨礫，係自上游中央山脈搬運而來，與深灰色的火山岩河岸形成強烈色彩對比。此河段亦發育多層河階地，如著名的「秀姑漱玉」景觀，即為低位河階上礫石遍布的景象，展現河流的搬運與堆積作用。此外，源自中央山脈的支流如拉庫拉庫溪（Lakulaku River，樂樂溪）匯入處，形成廣大的沖積扇，扇面紋理清晰，是活躍沖積過程的展示場。

海岸線景觀 方面，玉里鎮雖以縱谷地形為主，但其東側狹長區域已觸及太平洋海岸。此段海岸線隸屬花蓮縣豐濱鄉行政區，但地理上緊鄰玉里鎮東緣，為海岸山脈東翼陡降入海的斷層海岸。景觀特徵為緊臨海岸山脈山腳的狹窄海階、礫石灘及突出的海蝕平台。岩岸主要由堅硬的都巒山層火山碎屑岩構成，受強烈東北季風與海浪侵蝕，海蝕崖、海蝕洞等地形發育。此區域視野開闊，可觀賞太平洋浩瀚景象與海岸山脈末端沒入海中的壯麗地景，如石門溪出海口一帶。

代表性觀景點及其視覺特徵與地質成因：
1.  玉里大橋周邊峽谷：此處為欣賞板塊縫合線景觀的經典位置。站在橋上西望，可見秀姑巒溪自寬廣縱谷流來；東望則見河道驟然收束，切入顏色深黝的海岸山脈中。視覺上呈現「開闊平原」與「緊束峽谷」的劇烈轉換，清楚標示了縱谷平原東界與海岸山脈西緣的構造接觸帶。地質上，此接觸帶即為重要的「玉里斷層」或構造線所在，是兩大板塊擠壓碰撞的直接證據。

2.  安通越嶺古道（Antong Historic Trail）西段：該古道橫越海岸山脈，其西段入口位於玉里鎮樂合。沿線景觀深刻揭示海岸山脈的地質構造。步道初期爬升於都巒山層的厚層塊狀集塊岩中，岩體堅硬，形成陡坡與裸崖。途中可見清晰的地層倒轉、劈理等構造現象。登高後可回望秀姑巒溪在縱谷平原的曲流，以及對岸中央山脈的連續山脊線，視野尺度宏大，清晰地展示了縱谷作為地質縫合帶的空間格局。

3.  秀姑巒溪樂合河階群：位於樂合附近，此區域展布數層明顯的河階地。從高階地眺望，可見秀姑巒溪如帶狀蜿蜒於縱谷底部，河床寬廣，佈滿礫石。階地崖壁由礫石層與細顆粒沉積物互層構成，記錄了河流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沉積環境與下切事件。此景觀是研究古地理環境變遷與新構造運動（如間歇性抬升）的重要地形證據，視覺上則呈現規律的水平層理與階地幾何形態。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自然景觀是一幅動態的地質圖畫，其山地、溪谷與海岸線景觀無一不與板塊碰撞、地體構造的深層力量相連。代表性觀景點提供了理解此力量如何塑造地表形貌的關鍵視角，其視覺特徵直接對應於特定的地質作用與歷史過程。

3.7 天然災害

玉里鎮坐落於花東縱谷（Huadong Valley）南段，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地形陡峭、地質年輕且構造活動活躍，加上颱風頻仍，使其成為天然災害之高風險區。本節將系統性分析主要災害類型、歷史案例、潛勢區域、防災體系及氣候變遷下之風險趨勢。

歷史重大災害案例
玉里鎮災害史以地震與颱風複合型災害為主導。地震方面，1951年花東縱谷地震序列（包含10月22日ML 7.3與11月25日ML 7.0之主震）對玉里鎮造成嚴重破壞，當時鎮內多處房舍倒塌，並引發山崩與地變。近者，2018年2月6日美崙斷層觸發之ML 6.2地震（震央位於花蓮近海），玉里鎮震度達5級，造成建築物受損及山區道路崩塌。
颱風及極端降雨引致之水患與土石流則更為頻繁。2000年颱風象神（Xangsane）帶來豪雨，造成秀姑巒溪（Siouguluan River）水位暴漲，沿岸農田與低窪地區嚴重淹水。2009年莫拉克颱風（Morakot）雖主要災區在南臺灣，然其外圍環流仍為玉里山區帶來逾600毫米之累積雨量，引發多起坡地崩塌。2019年利奇馬颱風（Lekima）及2023年海葵颱風（Haikui）均導致玉里鎮24小時雨量超過350毫米，造成玉里大橋及高寮大橋等聯外橋樑預警性封閉，多條鄉道因土石流中斷，赤科山、六十石山產業道路大規模崩塌，並曾於2022年0918地震後因橋樑損壞實施緊急撤離。

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
依據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公布之最新資料，玉里鎮經劃定之土石流潛勢溪流總數達67條，此數量於花蓮縣各鄉鎮中位居前列。高密度分布區域主要集中於鎮東側海岸山脈西坡之樂合里、長良里、松浦里，以及鎮西側中央山脈東坡之永昌里、太平里、大禹里等地。這些區域地質多以脆弱的片岩、大理岩及利吉混同層（Lichi Melange）為主，坡度陡峻，在颱風暴雨期間土石流發生風險極高。相關潛勢溪流已依影響範圍內保全對象之多寡，分為高、中、低三級管理，並設定雨量警戒值。

防災體系運作現況
玉里鎮公所依據《災害防救法》設有鎮級災害應變中心，於災害警報發布或發生時開設，進行橫向（各課室）與縱向（縣政府、村里辦公室）之協調整合。硬體方面，全鎮共設有23處避難收容處所（多利用學校、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並儲備基本民生物資。
在土石流防災整備上，關鍵作為包括：1) 監測與預警：於高風險里別布設自動雨量站及簡易式土石流觀測儀器，數據即時傳輸至中央與地方防災單位。當雨量達警戒值時，即透過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PWS）、村里廣播等方式發布警戒。2) 疏散避難：各里設有防災專員，並於樂合里、長良里、松浦里等原住民部落（主要為太魯閣族 Truku、布農族 Bunun 部落）推動「自主防災社區」，截至2023年，全鎮共成立6個自主防災社區。這些社區定期進行防災演練，熟悉疏散路線（如撤往玉里國小、三民國中等收容所）與程序。3) 工程防治：針對高潛勢溪流，分期實施防砂壩、梳子壩、穩定工法等工程，以減緩土石流衝擊力道。

氣候變遷下的風險趨勢
觀測數據顯示，花東縱谷地區極端降雨事件之強度與頻率有增加趨勢。氣候模式預估，未來颱風降雨強度可能提升，將直接加劇玉里鎮山區之坡地崩塌與土石流發生機率，特別是地質敏感區之災害規模可能擴大。其次，極端降雨集中化亦使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清水溪、樂樂溪等）洪峰流量更為尖銳，增加河岸侵蝕與橋樑、堤防等基礎設施受損之風險。
此外，氣候變遷可能加劇旱澇交替現象。乾旱期後驟雨，土壤吸水能力下降，更易誘發淺層崩塌。對於玉里鎮重要農業區（如水稻、金針花、文旦柚產區）而言，複合性災害（如強震後接續豪雨）可能導致農業損失倍增，衝擊地方經濟。
長期而言，位於活動斷層帶（如玉里斷層、池上斷層）的玉里鎮，其地震風險本就存在，極端氣候事件可能與地震災害產生耦合效應，例如地震鬆動山體後，後續豪雨極易引發大規模深層崩塌，此類複合型災害將對現有防災體系構成嚴峻挑戰。因此，未來的防災策略必須更加強調跨領域的風險評估，並將強化社區韌性、提升基礎設施耐災能力，以及納入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如布農族對地貌變遷的觀察）於預警機制中，視為適應氣候變遷之關鍵方向。

 

第四章 人口與族群

4.1 人口規模與分布

根據最近一期（民國112年底）之官方統計資料，玉里鎮總人口數為23,124人，總戶數為9,278戶。以全鎮總面積約252.3719平方公里計算，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91.6人，遠低於臺灣地區平均密度，呈現典型東部鄉鎮地廣人稀之特徵。

就人口之空間分布而言，全鎮15個里（原稱「村」，於民國107年改制為「里」）之人口數量差異顯著，呈現高度集中於鎮治周邊平原地帶之模式。人口規模前三名之里依次為：玉里里（約3,200人）、中城里（約2,800人）、啟模里（約2,200人）。此三里面積相對較小，但共同構成玉里鎮之核心商業、行政與交通樞紐，集中了鎮內主要的公務機關、車站、金融機構與密集住商混合區。次一級之人口聚集里別包括國武里、永昌里及泰昌里，人口數介於1,500至2,000人之間，多位於核心區外圍，屬住宅擴張區域。

相對地，位於鎮域南北兩端或東側海岸山脈西麓之里別，人口規模顯著下降。觀音里、松浦里、大禹里、長良里及東豐里之人口數均低於1,000人，其中觀音里人口最少，僅約300餘人。此類里別面積廣大，但多屬山坡地或河階地，聚落規模小且分散。

人口分布與交通線之關聯極為密切。 縱貫花東縱谷之省道台9線以及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臺東線（俗稱花東鐵路），構成全鎮人口分布之主軸。超過八成之鎮民聚居於距台9線或玉里火車站3公里範圍內之廊帶上。歷史上，日治時期開通之臺東線（當時為「臺東拓殖軌道」）及沿線糖業鐵道（已廢止），即決定了早期聚落（如舊稱「璞石閣」的鎮中心）與產業（如製糖、木業）的分布，此路徑依賴性持續影響當代人口定居模式。玉里火車站周邊不僅是人口最稠密區，亦是公共運輸與商業服務之輻輳點。

地形則為人口分布之主要限制性因素。 玉里鎮處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之縱谷斷層帶上，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夾峙，形成狹長之花東縱谷平原。人口主要集中於縱谷內地勢平坦、水源充足之沖積平原及低位河階地，此區域適宜農業（主要為水稻）與居住發展。反之，東側海岸山脈地勢陡峻、可及性低，除少數沿河谷（如秀姑巒溪支流樂樂溪）分布之小型原住民部落外，人口極為稀少。西側中央山脈邊緣亦屬陡峭山地，人口聚集限於山麓零星區域。

此外，原住民部落之分布亦深受地形影響。玉里鎮為花蓮縣南部重要的原住民聚居區，主要族群為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Bunun）。阿美族部落多位於縱谷平原近山處或河階台地，如長良里、春日里（Takimi，達基力部落）、松浦里（Supaw，織羅部落）。布農族部落則多分布於海拔較高之山坡地，如觀音里（高寮部落）及海岸山脈內的永豐里（Sukay，石平部落）。這些部落雖有道路連接，但地形限制了其規模擴張與對外聯絡，人口增長緩慢。

綜上所述，玉里鎮人口分布呈現「核心—邊緣」之清晰結構。核心區緊密依附縱谷內之關鍵交通基礎設施（台9線、臺鐵），於平坦地形上形成連續性較高之聚居帶；邊緣區則受山地地形限制，聚落小而分散，人口密度低，且與特定族群之傳統領域高度重疊。此種分布模式，是交通可及性、地形適宜性與歷史發展路徑共同作用之結果。

4.2 人口結構

根據歷年戶政統計數據與人口普查資料，玉里鎮的人口結構呈現顯著的高齡化與人口減縮趨勢，此現象為區域發展帶來的結構性挑戰。

一、年齡組成與高齡化程度
截至最近一期可供全面分析的統計年度（例如2022年），玉里鎮總人口數已降至約X萬X千人（註：此處應填入最新確切數據，模型暫以X替代）。其年齡結構金字塔已明顯呈現縮減型態。0至14歲幼年人口比例持續下滑，約佔總人口之XX%；15至64歲青壯年主要勞動力人口比例約為XX%，此一比例低於全國及花蓮縣平均，反映勞動力外流與補充不足；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則急遽上升，已超過XX%。此三項關鍵比例明確顯示人口結構已進入高齡社會階段。

用以衡量人口老化速度的「老化指數」（即65歲以上人口數與0至14歲人口數之比值），玉里鎮的數值已遠高於全國平均。例如，在2010年該指數約為XXX%，至2020年已迅速攀升至超過XXX%，十年間增幅驚人，預估目前（2023年後）可能已接近甚至超過XXX%。此一數據直觀顯示，鎮內老年人口數量已為幼年人口的數倍以上，人口再生產基礎極為薄弱。

二、人口變動趨勢：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雙重衰退
玉里鎮的人口負成長，是由「自然增加」（出生減死亡）與「社會增加」（遷入減遷出）皆呈負值所共同驅動的「雙軌減少」模式。

在自然增加方面，長期以來死亡人數穩定多於出生人數。粗出生率維持在低檔，年均出生人數僅約XXX人；反觀粗死亡率因高齡人口龐大而相對偏高，年均死亡人數約XXX人。使得自然增加率常年為負，年均自然減少約XXX人。此趨勢與鎮內育齡婦女（15-49歲）人數減少、生育意願及家庭結構改變密切相關。

在社會增加方面，淨遷出為人口流失的主因。遷出人口以15至44歲的青壯年族群為主，其動機多為赴花蓮市、北部都會區或其他西部縣市求學、服役及尋求更佳就業機會。遷入人口則相對有限，主要為退休回流人口、少數因公職或特定行業（如醫療）派駐者，以及因婚姻關係遷入的新住民。社會增加率常年呈現顯著負值，年均社會減少約XXX人，加劇總人口下滑速度。

三、新住民人口組成
在整體人口衰退的背景下，因跨國婚姻而遷入的「新住民」成為玉里鎮人口組成中相對穩定的來源，亦是文化多元性的重要部分。根據最新統計，玉里鎮新住民人數約占總人口之X%，主要來源國為越南（佔新住民比例約XX%）、印尼（約XX%）、中國大陸（約XX%）及菲律賓（約XX%）等。其中女性佔絕大多數，其移入對鎮內部分產業（如中小型服務業、農業勞動）及家庭結構產生微觀影響，並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極少數村落或社區的人口消失速度。然而，新住民家庭的生育率雖可能略高於本地平均，但其絕對數量仍不足以扭轉整體出生率低迷的態勢。

四、雙重減少壓力與高齡化衝擊之綜合分析
玉里鎮正面臨「生得少、死得多、搬出走」三重力量疊加的人口結構性危機。雙重減少壓力導致總人口持續萎縮，直接影響地區經濟規模、消費市場活力及公共服務（如學校、公共交通）的維持效益。與此同時，急速高齡化帶來多重衝擊：
1.  勞動力市場：青壯年人口外流與老化，導致農業、觀光服務業等基礎產業面臨人力短缺與技術傳承斷層。
2.  社會福利與醫療負擔：老年人口對長期照護、慢性病醫療、社會支持體系的需求急遽增加，對地方財政與家庭照顧壓力形成嚴峻考驗。
3.  社區活力與文化傳承：高齡獨居或雙老家戶比例上升，傳統社區活動參與度下降，地方文化與原住民族文化（如玉里鎮內的阿美族Amis、布農族Bunun等社群）的活態傳承面臨挑戰。
4.  空間與產業結構：人口減少可能導致建成區空間閒置，農業用地廢耕或轉為粗放經營，影響地景與產業韌性。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人口結構特徵是其地理區位（東部縱谷南段，距主要成長極遙遠）、產業經濟型態（以初級產業及基礎服務業為主）與全國性人口趨勢相互作用的結果。高齡化與人口減縮已非未來預警，而是正在進行的現實，其對鎮內社會經濟體系、基礎設施規劃與公共政策制定構成了根本性的長期限制條件。

4.3 族群組成

根據實地調查與歷史人口統計資料分析，玉里鎮的族群構成呈現多元並存的特徵，主要可分為漢族與原住民族兩大類別，其比例與空間分布深受地方開發史與地理環境的影響。

一、 漢族族群構成與分布

漢族為玉里鎮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約佔總人口六成以上。依其祖籍與遷移歷史，可進一步細分為閩南（Hoklo）、客家（Hakka）與戰後遷臺的外省族群。

1.  閩南族群：在漢族中佔相對多數，其移墾歷史可追溯至清領末期與日治時期（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臺灣東部官道（如八通關古道東段）開通與官方招墾政策進入本地。主要分布於玉里鎮街區（玉里、中城、啟模里等行政里）、縱谷平原的農業村落以及鐵公路交通沿線。這些區域為早期的商業與行政中心，閩南族群多從事商業、公職及平原農業。

2.  客家族群：約佔漢族人口的三至四成，為玉里鎮重要的漢族次群體。大規模移民始於日治時期，特別是1917年至1924年間，日本政府為開發東部，有計畫地自桃園、新竹、苗栗等地招募客家農工前來開墾，建立「客人城」（今客城里）等聚居點。客家族群傳統上聚居於鎮內幾個核心區域，除客城里外，源城、長良、松浦等地亦為其重要據點，多從事水田耕作與菸葉栽培（日治至戰後時期）。其聚居形態呈現明顯的「大分散、小集中」特點，在鎮內形成數個客家優勢里。

3.  外省族群：主要指1949年前後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的軍民及其後代，在玉里鎮人口比例約佔一至兩成。其定居與戰後安置政策密切相關，例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設立玉里榮民醫院（成立於1966年）及周邊農場（如三民、東豐地區），形成了特定的聚居社群。分布相對分散，但在榮民醫院周邊及特定安置村落仍有較高的集中度。

二、 原住民族族群構成與分布

原住民族約佔玉里鎮總人口三分之一強，是構成地方社會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主要族群為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Bunun），另有少數太魯閣族（Truku）。

1.  阿美族（Amis）：為玉里鎮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屬於阿美族系統中的「秀姑巒阿美」（Siwkolan Amis）亞群。傳統領域主要位於秀姑巒溪流域及海岸山脈西側。在行政區劃上，集中聚居於以下部落（社區）：
    *   鎮東北區：春日里（Torik，陀儷克部落）、松浦里（Alapay，阿拉巴派部落）。
    *   鎮西南區：樂合里（Rahoc，拉胡兒部落）、長良里（Cirakay，織羅部落）。
    *   鎮南區：高寮、觀音一帶亦有阿美族社區。
    這些部落多位於平原與丘陵交界處，傳統上依賴水田耕作、溪流漁撈及採集。

2.  布農族（Bunun）：為玉里鎮第二大原住民族，主要屬於「巒社群」（Take-banuaad）與「郡社群」（Is-bukun）。其祖先約於19世紀中後期自中央山脈東遷至現今區域。聚居地多位於海拔較高的山麓地帶，呈現明顯的山區分布：
    *   鎮西側中央山脈山麓：卓溪鄉交界處的卓樂部落（Bukiu，布古爾部落）部分區域屬玉里鎮範圍，為重要聚居點。
    *   鎮南側山區：南安地區（位於卓溪鄉，但與玉里鎮關係緊密，為進入瓦拉米步道及拉庫拉庫溪流域門戶）傳統上為布農族領域，部分族人生活與活動範圍與玉里鎮相連。
    *   此外，永昌里、大禹里等地的山邊地帶亦有布農族家戶散居。布農族傳統生計以山田燒墾、狩獵及部分定耕農業為主。

3.  太魯閣族（Truku）：人口較少，多為近代因工作、婚姻等因素遷入，未形成大型傳統部落，散居於鎮內各里。

三、 空間聚居模式總結

玉里鎮的族群空間分布呈現規律性的地理梯度。漢族（尤以閩南、客家為主）高度集中於縱谷平原中央地帶的鎮街區及主要農業村落，掌控主要的政治、商業與交通節點。原住民族則主要分布於東側海岸山脈西麓（阿美族為主）與西側中央山脈東麓（布農族為主），即平原的兩翼邊緣地帶。此種「漢居平原，原居山麓」的模式，清晰反映了歷史上「漢人晚近自西部移墾平原，原住民傳統領域位於周邊山區」的拓墾過程與土地競爭歷史。然而，隨著現代化與人口流動，鎮街區已成為各族群混居的日常交流空間，但傳統聚居區仍鮮明地維繫著各自的族群文化與社會網絡。

4.4 人口變遷趨勢

玉里鎮的人口變遷趨勢，呈現出典型的東部「鄉鎮收縮」型態，其變化與區域交通建設、核心產業的興衰更迭，以及國家經濟發展重心轉移密切相關。自戰後至1990年代初，全鎮人口總數大致維持平緩增長，於民國81年（1992年）達到歷史高峰，約30,500人。此後，人口曲線進入長期且穩定的下降通道。依據最近期的官方統計數據（如民國112年底），全鎮戶籍人口已降至約23,000人左右，三十年間減幅超過四分之一，人口老化指數（老年人口對幼年人口比例）顯著攀升，清楚地反映出區域發展的結構性困境。

人口外流的驅動因素，可從數個關鍵的歷史事件與產業轉型節點進行分析。首先，交通建設的「雙刃劍」效應極為突出。早期，花東鐵路的全線貫通（民國71年，1982年）雖強化了玉里作為花蓮南區中心鎮的地位，但長遠而言，它更便利了與北部核心都會區的連結。真正加劇人口外流速度的關鍵基礎設施，乃是花東線鐵路電氣化工程的全線通車（民國103年，2014年） 與後續的普悠瑪、太魯閣號等傾斜式列車的投入營運。這些建設大幅縮短了玉里通往花蓮市乃至台北都會區的旅行時間，使得就學、就醫、就業的「通勤化」或「永久遷徙」成本降低，加速了青壯年人口向都會區的單向流動。鐵路的現代化在提升觀光可及性的同時，也成為抽取地方人力資本的高效率管道。

其次，地方支柱產業的連續衰退與轉型失敗，是導致就業機會萎縮、驅動人口外移的根本經濟原因。玉里的產業興衰史深刻影響了人口結構：
1.  林業的沒落：玉里周遭山區曾是重要的林業資源地。隨著國家林業政策轉向保育與禁伐（民國80年代後期），相關的伐木、製材、運輸產業鏈迅速凋零，導致一批技術性勞工失業或遷往其他林區。
2.  糖業的終結：台灣糖業公司玉里糖廠的運作曾是鎮內穩定的就業來源。然而，在國際糖價競爭及產業結構調整下，玉里糖廠的製糖業務於民國93年（2004年）正式停止，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雖後續轉型為觀光糖廠，但其創造的就業數量與質量已無法與全盛時期的製糖產業相比擬。
3.  農業的轉型與困境：農業一直是玉里的基礎產業，以水稻、金針、文旦柚為大宗。然而，小農經濟面臨生產成本攀升、人口老化、休耕面積增加等挑戰。雖然有機農業與地方特色作物（如玉里箭筍）的推廣帶來部分轉機，但整體農業部門的產值與吸納就業能力，不足以挽留追求更高收入的年輕世代。農業勞動力的老化與短缺現象日益嚴峻。
4.  觀光業的侷限性：玉里擁有秀姑巒溪、瓦拉米步道、安通溫泉等自然與人文資源，觀光業被視為替代產業。然而，其發展多屬過境型態，消費集中度高且季節性明顯，所創造的就業多以臨時性、低薪的服務業為主，難以形成穩定且優質的就業市場，無法有效對抗外流趨勢。

在族群層面上，此一人口變遷對不同群體影響各異。玉里鎮為阿美族（Amis） 與布農族（Bunun） 的重要聚居地。原住民族群雖同樣面臨青年外流問題，但其部落（如卓溪鄉鄰近地區及鎮內部落）因有較強的文化與社會凝聚力，人口減幅在部分區域相對緩和。然而，青壯年族人為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大量前往大台北都會區或其他工業縣市，形成顯著的「都市原住民」群體，致使部落內部人口老化與隔代教養問題亦十分突出。相比之下，鎮上閩南、客家及戰後移民的漢人族群，其人口外流與老化現象更為普遍，導致鎮中心商業活動活力下降。

綜合而言，玉里鎮的人口變遷是「基礎設施改善加速資源外流」、「傳統產業瓦解且新興產業替代不足」以及「全國性城鄉發展失衡」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口曲線的長期下滑不僅是數量的減少，更意味著青壯勞動力、育齡人口與高教育程度者的持續流失，導致鎮內人口結構呈現「中空化」與「高齡化」並存的嚴峻局面。此趨勢進一步侵蝕地方經濟活力，形成人口衰退與產業萎靡的惡性循環，構成玉里鎮在區域發展上面臨的最核心挑戰。未來若無突破性的產業創新與就業機會創造，並配套以吸引人口回流或移居的綜合性社會政策，此一下行趨勢恐將難以逆轉。

 

第五章 歷史文化與聚落

5.1 聚落發展與空間分布

玉里鎮之聚落發展與空間分布，深受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夾峙之縱谷地形，以及秀姑巒溪流域水系之深刻影響。聚落選址首要考量防洪安全、取水便利與農業墾殖需求，從而形成沿河階地、台地與山麓沖積扇分布之空間模式，族群組成則隨歷史進程疊加，呈現多元面貌。

聚落選址與地形關係
本鎮聚落可依地形區分為數種類型。首先，位於秀姑巒溪主流沿岸之河階地，為最早發展之核心地帶。鎮行政中心「玉里」市區（舊稱「璞石閣」）即坐落於河流東岸之低位河階，地勢相對平坦且水源充足，早年即為交通要衝。其次，位於縱谷平原側緣之河岸台地或沖積扇，為避免洪水侵襲並利用扇端湧泉之典型選址。例如「三民」（舊稱「三笠」）、「觀音」（舊稱「高寮」）等聚落，皆位於自海岸山脈向西延伸之沖積扇上，地勢略高於平原，兼具安全與灌溉之利。再者，「樂合」位於樂樂溪（拉庫拉庫溪支流）沖積扇，「松浦」位於浦仔溪沖積扇，均屬此類。此外，位於中央山脈東麓山區之聚落，如「南安」，則受限於陡峭地形，多沿河谷狹窄平地或緩坡呈帶狀或點狀分布。

聚落主要族群組成
聚落之族群結構反映不同時期的移民與政策歷史。最早在此區域建立聚落者為臺灣原住民族，主要是阿美族（Pangcah）與布農族（Bunun）。阿美族聚落多分布於縱谷平原及海岸山脈西側，如「長良」、「德武」、「春日」等地；布農族傳統領域則在中央山脈東側，現今「卓溪鄉」境內，與本鎮東側聚落有密切互動。

日治時期，隨著「官營移民村」政策推行，於1910至1930年代陸續建立「玉里」（今「源城」一帶）、「三民」（三笠）、「觀音」（高寮）等日本內地人移民村，引入系統性農業與規劃聚落。同期，亦有自西部遷入之閩、客籍漢人從事商業與農業。戰後，日本移民遣返，其土地與設施由國民政府接收，安置來自中國各省之退役官兵與移民（俗稱「外省人」），並有更多西部閩客移民遷入，形成以漢人為主的社會結構。今日，各村落多為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混居，其中「源城」、「三民」、「觀音」等舊移民村仍保留較明顯之戰後新移民後裔社群；「長良」、「德武」等地則仍以阿美族為人口主要組成部分。

聚落機能定位
各聚落依其區位、歷史與資源，發展出不同之機能定位：
1.  行政與核心商業機能：集中於「玉里」市區。此地自日治時期即因縱谷鐵公路交通樞紐地位（玉里驛設於1917年）而成為行政中心（1920年設「玉里街」）與最大商業集散地。鎮公所、主要政府機關、金融機構、醫療院所（如玉里慈濟醫院）及規模最大之零售服務業均匯聚於此。
2.  農業生產與轉運機能：平原區與台地區之聚落，如「三民」、「觀音」、「樂合」、「松浦」、「大禹」等，主要機能為水稻、蔬果、金針等農業生產，並設有相關集貨或處理設施。其中「大禹」位於臺9線與縣道193號交會點，具區域轉運節點功能。
3.  溫泉觀光機能：以「安通」聚落為代表。該地位於安通溪畔，以「安通溫泉」聞名。溫泉源於日治時期（1903年發現），原設有「安通溫泉招待所」，現已發展為本鎮主要觀光遊憩據點，機能以溫泉旅館、民宿及相關服務業為主。
4.  山林資源與生態觀光機能：位於山區之聚落，如「南安」，早期機能以林業及山地農業為主。現隨生態旅遊發展，以南安瀑布、瓦拉米步道（通往八通關古道）入口而轉型為生態旅遊服務基地。
5.  原民文化與農業機能：如「長良」、「德武」等阿美族聚落，除農業外，亦為傳統文化活動（如豐年祭）之重要場域，近年逐漸發展文化體驗等觀光潛力。

綜上所述，玉里鎮之聚落空間分布呈現「縱谷線性發展、山邊點狀散布」之特徵，其發展歷程與選址邏輯緊密結合自然環境制約，族群層疊造就文化多元性，而各聚落機能則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調適與分化，共同構成當前鎮域內之人文地理景觀。

5.2 傳統文化與祭儀

玉里鎮境內主要原住民族群為阿美族（Pangcah）與布農族（Bunun），兩者之傳統社會制度、祭儀文化與物質表現，均深刻反映其適應本地地理環境（如秀姑巒溪流域、海岸山脈西麓及中央山脈東坡）所發展出的生存智慧與宇宙觀。

原住民社會制度
阿美族傳統為母系社會，財產與家屋繼承依母系傳承。社會組織核心為嚴密的年齡階級制度（阿美語稱 sapotongay 或 kapot）。在玉里地區的部落（如苓雅仔部落、長良部落），男子經由成年禮入階後，終身隸屬於特定階層，階層名稱通常以創立時發生之重大事件為名，形成一部落之歷史記憶載體。各階層有明確分工，青年階層負責防衛、勞務與祭儀執行，壯年階層主導決策與指導，老年階層則提供諮詢。此制度是部落公共事務（如祭典籌辦、工程建設）運作的骨幹，具有強化社會凝聚力與傳承知識的功能。

布農族則為父系氏族社會，以嚴格的父系世系群（gavian）為基礎，延伸出家族（一個家）、亞氏族（一個祭祀團體）、氏族（一個大社）等層級。玉里鎮山區部落（如卓溪鄉交界之崙山部落周邊）的布農族（主要以巒社群與郡社群為主），傳統上以「祭團」（is-ang）為儀式與狩獵活動的核心單位，其組成與特定的獵區、耕地及祖靈信仰緊密相連。布農族雖無阿美族式的正式年齡組織，但長幼倫理嚴明，狩獵與祭儀知識由長輩向子侄輩傳授。

核心祭儀
阿美族的年度核心祭儀為豐年祭（Ilisin，或稱 Malalikid／Malikoda，各族群方言與部落略有差異）。其意涵為感謝神靈（Kawas）與祖靈賜予豐收，並祈求來年平安豐穰，同時具有訓練青年、維繫年齡組織運作及整合部落的重大社會功能。祭儀流程嚴謹，通常持續三至七日。前期準備包括釀酒、捕魚、釐清年齡階級任務。祭典首日通常舉行迎靈儀式，隨後數日依序進行男子聚會所（sfi）的訓勉、年齡階級工作報告、舞蹈（malikoda）、部落共食，以及最重要的「宴靈」與「送靈」儀式。祭儀中嚴禁部落外部落人干擾，過程充滿對祖靈的敬畏與集體規範。

布農族的年度重要祭儀緊密結合其農耕與狩獵生活週期。射耳祭（Malahodaigian／Malastapang）為最具代表性的祭儀，旨在訓練男子狩獵技能、祈求狩獵豐收與部落興旺。祭儀前由頭目（lisigadan lus-an）及祭司主導夢占決定日期。儀式主要流程包括：祭槍、射耳（以鹿或山羌耳為靶）、分食祭肉、吟唱祭槍歌（pasibutbut，即著名的八部合音前身），以及對未成年男子進行狩獵教育。另一重要祭儀為小米播種祭（Minpazay），依夢占擇日，由家族祭團執行，旨在祈求小米豐收，儀式中包含對種子說話、禁忌規範（如禁食鹽、辣椒）等細緻程序。所有布農族祭儀均強調「共享」（mabeedasan）與「禁忌」（hanido）觀念，以維持人與自然、超自然的和諧。

物質文化
工藝方面，阿美族善於利用地域性材料進行編織與製陶。女子使用腰織機（dadowdow）以苧麻纖維織布，製作傳統服飾。男子則精於竹藤編織，製作漁筌（aka’）、背簍（’alofo）及日常器具，其紋樣多為幾何形。玉里地區臨秀姑巒溪，捕魚文化盛行，相關漁具製作工藝發達。

布農族工藝以實用性著稱，男子擅長鞣製皮革、製作皮衣（turusk）及刀鞘；女子亦從事苧麻織布。最具特色的為貝珠長衣（kavit），為頭目或有功勇士的禮服，以貝珠串縫於布上，工藝繁複。此外，布農族善於利用黃藤編織背籃（pinvaz），並製作堅固的連杯（tastapan）用於共飲祭酒，彰顯共食共享的精神。

服飾為文化表徵。阿美族傳統男子服飾為無袖長上衣、丁字褲與頭羽飾；女子為長裙與短上衣，色彩鮮豔，尤以紅色為基調，並飾以繡花與貝片。玉里地區部分部落服飾受鄰近族群影響，紋樣略有變異。布農族傳統服飾色彩相對樸素，以白、藍、黑為主，男子著對襟皮衣或麻布上衣、皮套褲，女子著長衣及長裙，重要祭儀時配戴貝珠飾物與鷹羽頭飾。

綜上，玉里鎮阿美族與布農族的傳統文化體系，乃根植於本地山川生態，透過嚴謹的社會制度與祭儀實踐，維繫族群認同，並具體展現在各類與生活緊密結合的物質創造之中。其文化內涵隨時代雖有調適，然核心之宇宙觀、社會規範與環境互動智慧，仍為理解該區域人文地景之關鍵。

5.3 文化資產與歷史建築

玉里鎮的文化資產與歷史建築，深刻反映了該區域從史前時期、原住民族傳統社會到近代國家治理的多層次歷史軌跡。這些具象的文化地景，主要可分為考古遺址、原住民族石板屋遺構，以及日治時期建築遺跡三大類，其保存現況各異，體現了不同歷史脈絡下文化資產所面臨的挑戰。

在考古遺址方面，玉里鎮位於花東縱谷南段，地理上為板塊碰撞擠壓形成之沖積平原，歷來是人類活動的頻繁區域。根據考古調查，鎮內及周邊地區已發現多處史前遺址，其年代跨越新石器時代至鐵器時代。例如位於樂合里、三民里一帶的「平林遺址群」，其文化層序包含繩紋紅陶文化（約距今3,000-2,000年）與素面紅陶文化（約距今2,000-1,000年）之內涵，出土遺物包括陶器、石刀、石鐮、石斧、網墜以及狩獵工具，顯示當時居民已有農業耕作、狩獵與漁撈的複合式生業模式。另一重要遺址為「觀音遺址」，出土具區域特色的玉器與石材，可能與史前玉器交換網絡有關。這些遺址多數位於河階台地或山麓緩坡，現況多因農業開墾、道路建設或自然侵蝕而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或掩埋，僅少數經考古發掘並進行初步研究，尚未全面列冊指定為法定文化遺址，使得系統性保護與監管工作面臨困難。

其次，關於原住民族石板屋遺構，玉里鎮為布農族（Bunun）與太魯閣族（Truku）之傳統生活領域。布農族的傳統家屋（*hanup*）多因地制宜，採用當地易取得的板岩或頁岩，以乾砌石板技術構築牆體與地板，屋頂則覆以石板或茅草，形成適應山區氣候的半穴居或地面式建築。此類石板屋遺構在玉里鎮境內的山區，如卓溪鄉交界一帶的傳統舊社區域仍有零星分布，例如源於布農族巒社群（*Takbanuaz*）的舊社址。然而，多數遺構因族人遷移至平地聚落而長期閒置，導致建物主體結構坍塌，石板建材散佚，並被自然植被覆蓋。目前這些遺址尚未有系統性的考古測繪與修復計畫，其文化景觀的完整性正逐漸消失。此類遺構不僅是建築技術的展現，更承載部落的宇宙觀、社會組織與歷史記憶，其保存與活化亟需與當地部落協同進行。

第三類為日治時期建築遺跡。玉里在日治時期（1895-1945年）因殖民政府的理番政策、產業開發（如林業、糖業）與交通建設（臺東線鐵路於1917年通車至玉里，1926年通至關山）而快速發展，成為花東縱谷中段的核心城鎮。現存較具代表性的日治建築遺跡包括：
1.  玉里車站舊站體：最初之木造站房於大正年間建成，昭和年間改建為現存之水泥磚造建築，其簡潔之現代主義風格反映了當時的公共建築特色。主體結構尚存，但歷經多次改建，原始樣貌已有改變。
2.  舊玉里公學校校舍（今玉里國小部分建築）：創立於大正2年（1913年），現存部分磚造校舍可能為昭和初期所建，見證日治時期近代教育制度之導入。
3.  日式木造官舍群：散見於鎮內民生街、中山路等地，作為當時鐵道部、警察官吏、教師等職員之宿舍。這些建築多為「和洋折衷」樣式，具備抬高的地板、雨淋板外牆、瓦頂與廊道（緣側）。目前多數因年久失修而殘破，部分經私人整理使用，但整體聚落風貌已不完整。
4.  玉里神社遺跡：位於西邊街尾山，建於昭和3年（1928年），現僅存部分石造基壇、參道及零星石燈籠殘件，本殿、拜殿等木構建築已不存，遺跡隱沒於山林中。

這些日治建築的保存現況普遍不佳，除少數具明確產權且仍有使用的建物外，多數面臨產權複雜、缺乏維護經費、建築材料老化（如白蟻蛀蝕木構件）及都市更新壓力。雖然其中部分具潛力登錄為歷史建築，但實際登錄數量有限，且缺乏整體性的文化景觀保存策略。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文化資產與歷史建築，從史前遺址、原民石板屋到日治建築，構成了時間縱深豐富的歷史圖層。然而，其保存現況凸顯了共同的困境：缺乏系統性調查與記錄、法定文化資產身分認定不足、維護管理機制薄弱，以及自然與人為開發的持續威脅。未來若欲有效保存此多元文化地景，需結合考古學、人類學、建築史學之專業研究，並透過與地方社區、部落的協作，方能為這些脆弱的歷史見證制定可持續的保存與詮釋方案。

5.4 地方節慶與觀光活動

玉里鎮的地方節慶與觀光活動，緊密結合其自然環境、農業生產週期、多元族群歷史及現代觀光產業發展，呈現出複合性的文化地景。這些活動不僅是觀光經濟的載體，更是地方社會文化脈絡的具體展現，同時涉及文化詮釋權與部落主體性的當代課題。

一、 與地理環境及產業週期連結的節慶活動

玉里鎮的節慶首要特徵是與農業生產及地理資源深度綁定。最具代表性的為「赤科山金針花季」與「六十石山金針花季」。兩者雖分屬花蓮縣富里鄉與玉里鎮，但因地理位置相鄰且產業型態相同，共同構成區域性觀光品牌。玉里鎮赤科山地區的金針花海，源於1960年代由西部遷入的農民開始種植，並在2002年左右因應休耕政策轉型為觀光農業。花季通常於每年8月上旬至9月下旬舉辦。活動內容以賞花為主軸，輔以小農市集、農事體驗（如採摘金針）及攝影比賽。此節慶成功將農業地景（海拔約800至1,200公尺的起伏丘陵與金針花田Hemerocallis fulva）塑造為核心觀光符號，其「忘憂花海」的意象經由媒體與行銷反覆傳播，已成為玉里鎮夏季的標誌。觀光效益直接體現在農家民宿、餐飲（金針風味餐）及農產品銷售的收入，據估算花季期間單日遊客量可達數千人次，顯著提升高海拔地區的經濟活動。

另一與地理特徵直接相關的活動為「秀姑巒溪國際泛舟鐵人三項競賽」。此活動始於1995年，每年6月固定舉行。它充分利用玉里鎮境內秀姑巒溪中游激流段（起點常在瑞穗大橋附近，經玉里河段至長虹橋出海口）的天然水域條件，結合泛舟、路跑與自行車項目。此賽事將「險峻河道」轉化為「挑戰與休閒」的符號，吸引國內外運動愛好者，帶動玉里鎮及鄰近鄉鎮賽事期間的住宿與餐飲需求。

二、 根源於族群文化的祭儀與節慶

玉里鎮為多元族群共居之地，其中阿美族（Amis）文化主導了原住民相關的節慶活動。各部落的「豐年祭」（Ilisin，或稱年祭）是最核心的文化實踐，並非統一的全鎮性觀光活動，各部落舉辦時間分散於7月至9月間，如源城部落、春日部落、德武部落等均有其傳統日期。活動內容以男子年齡階級組織為核心，進行歌舞展演、祭祀祖先、技能訓練與共食。近年來，部分部落為因應觀光需求，會將其中一日設定為「遊客參觀日」，但核心祭儀過程仍嚴格限制於部落成員參與。此模式體現了部落的自主性調節：一方面透過有限度的開放獲取文化能見度與部分經濟收益（如手工藝品銷售），另一方面堅守祭儀的神聖性與社會整合功能，避免文化核心被觀光表演化所侵蝕。

此外，客家族群亦有重要活動，如「玉里鎮客庄民俗文化節」及「協天宮關聖帝君春秋祭典」。協天宮作為鎮上重要信仰中心，其祭典（尤以農曆6月24日關聖帝君聖誕為盛）融合了閩、客、外省等族群的民間信仰，繞境活動成為跨族群的文化展示場合。

三、 現代創發的觀光與文化活動

此類活動由政府或地方組織主導創設，旨在整合資源、塑造地方品牌。例如「玉里溫泉季」於每年冬季（約12月至隔年2月）推出，宣傳玉里鎮安通溫泉區的觀光資源，結合溫泉泡湯、美食與周邊景點導覽。「玉里鎮特色產業推廣活動」則可能於不同季節舉辦，推廣有機米、西瓜、文旦等當地農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玉里驛鐵道文化活動」。玉里車站是臺鐵東部幹線的重要樞紐，日治時期即已設站（1926年）。相關活動可能包含鐵道文物展、舊站舍導覽等，旨在將「鐵道交通節點」的歷史角色，轉化為懷舊與地方發展的記憶符號。

四、 觀光效益與部落自主性的平衡分析

玉里鎮的節慶活動觀光化，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穩定創造季節性就業、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支持鄉村旅遊服務業，並使地方文化獲得外部關注與資源。例如，金針花季成功緩解了農業衰退的衝擊，將農地轉化為可持續的觀光資產。

然而，觀光化亦伴隨著挑戰與張力，尤其在原住民文化領域。觀光客流可能干擾部落常態生活，商業邏輯可能促使文化展演趨向簡化與娛樂化，模糊祭儀的本真性。玉里鎮各阿美族部落對此的應對策略，普遍呈現「內外有別」的自主性實踐：嚴格區分對內傳承的祭儀與對外展示的展演，並由部落會議自主決定開放程度與方式。例如，禁止遊客在非指定時間進入祭場、禁止拍攝特定儀式、強調解說內容需由部落導覽員負責等。這種「文化主權」的意識抬頭，是當代地方節慶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面向。

結論而言，玉里鎮的地方節慶與觀光活動是一個多層次的動態系統。從農業地景的季節性展示、族群文化的深層祭儀，到現代創發的產業行銷，三者共同構築了地方的節慶日曆。其發展不僅是觀光經濟的驅動，更是地方社群在全球化與現代性衝擊下，進行文化詮釋、資源管理與主體性建構的重要場域。成功的節慶活動需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尊重並維繫其生成的自然環境基底與社會文化脈絡，尤其需保障原住民族群對其傳統文化的定義權與實踐自主性。

 

第六章 社會設施

6.1 教育設施

玉里鎮的教育設施體系，反映其作為花東縱谷（Huadong Valley）南段區域中心，同時兼具多元族群（漢人、阿美族Pangcah/Amis、布農族Bunun）聚落及鄉村地理特徵之結構。根據截至2023年的統計，全鎮現有各級公立學校共計11所，其中包括高級中學1所、國民中學2所、國民小學8所。其空間分布呈現明顯的「一核心、多散點」模式。鎮治所在之玉里市區集中了多數教育資源，設有國立玉里高級中學、玉里國民中學、中城國民小學及玉里國民小學，服務鎮內主要人口聚集區。其餘學校則分散於縱谷平原南北兩端及西側山麓地帶之聚落，包括三民、大禹、松浦、觀音、樂合、長良及源城等國民小學，肩負服務在地社區與部落之功能。

學校數量與分布
玉里鎮之教育設施密度，以土地面積（252.3719平方公里）與總人口（約23,000人）觀之，屬典型偏鄉結構。國小階段之學校數量雖多，但除市區兩所小學外，其餘均屬偏遠或特偏學校。學生人數呈現極大落差，市區的中城國小與玉里國小學生數約在300至500人之譜，而部分偏遠小學全校學生總數已長期低於50人，甚至面臨降至30人以下的危機。此分布不均現象直接源自鎮內人口向市區集中，以及東西兩側農業與部落區域人口外流及少子化的雙重衝擊。國中教育部分，玉里國中為鎮內主要初中，學生數相對穩定；位於北端三民聚落的三民國中，則因其學區涵蓋三民、大禹等里，亦面臨小規模學校的維持壓力。高中教育僅有國立玉里高中一所，為花蓮縣南區（玉里、富里、卓溪）之重要完全中學，提供在地學子免於長途通學之選擇，其學生來源亦高度依賴上述三鄉鎮。

小校存廢挑戰
小規模學校（以下簡稱小校）的存續與轉型，為玉里鎮教育面臨的核心挑戰。鎮內8所國小中，超過半數符合教育部定義之偏遠或特偏學校，且學生數稀少。此現象之成因包括：一、地理隔離：如樂合、長良、源城等校所在聚落，與玉里市區有明確距離，公共交通不便，學校為社區重要社會紐帶與文化中心。二、人口結構：這些區域以農業及原住民族人口為主，青壯年外流嚴重，出生率低，學齡人口持續下降。三、資源配置難題：小校雖享有較高之員額編制與生均經費，但在專科師資（如英語、藝術、資訊科技）聘任、團體活動舉辦、設施維護更新等方面，仍面臨規模不經濟的現實困難。

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之因應策略，近年來已從單純的「裁併」爭議，逐漸轉向「特色發展」與「跨校合作」。例如，透過混齡教學、主題課程深化，以及與他校共聘專長教師、共享線上學習資源等方式，試圖在維持學校存在的前提下提升教育品質。然而，裁併與否的討論從未止息，其決策牽涉社區認同、學生通勤安全（合併後可能需長距離搭乘交通工具）、以及原住民族地區文化傳承等複雜議題，成為地方教育政策持續的辯論焦點。

民族實驗教育推動現況
玉里鎮為阿美族與布農族之傳統生活領域，民族教育之推動具重要社會文化意義。在此脈絡下，「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已成為部分小校尋求轉型與永續發展的關鍵途徑。截至2023年，鎮內已有花蓮縣玉里鎮源城國民小學正式轉型為原住民族實驗小學，為重要案例。

源城國小位於玉里鎮西南側，毗鄰卓溪鄉，學生族群以布農族（Bunun）為主。該校於2020學年度起，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原住民族教育法》，啟動為期三年的原民實驗教育計畫，並已獲核准繼續辦理。其實驗教育課程以布農族文化為核心，統整部定課程與民族課程。民族課程內容系統性地融入布農族傳統知識體系，包括：歲時祭儀（如打耳祭Malahodaigian）、農耕智慧（小米malapang、紅藜栽培）、狩獵文化與山林倫理、歌謠與肢體律動（如八部合音Pasibutbut）、族語（布農語 Bunun）、以及手工藝（如編織、鞣皮）等。課程設計強調「山林就是教室」，帶領學生進行部落踏查、傳統領域學習，並邀請部落長者（Ciyavan）擔任文化教師，促進教育與部落生活的連結。

此實驗教育之推動，不僅旨在振興民族文化，增強學童族群認同，亦被視為吸引重視文化教育的家庭讓子女就讀，從而穩定甚至增加小校生源的一種策略。然而，推動過程亦面臨挑戰，包括：具備民族文化知能與正式教師資格之師資人力仍然短缺、系統性課程教材的開發需投入大量時間與專業、以及如何有效評量實驗教育之學習成效等。此外，鎮內其他以阿美族學童為主的學校（如觀音國小），亦在現行體制內持續深化民族教育活動，作為未來是否進一步轉型為實驗學校之基礎。整體而言，民族實驗教育在玉里鎮的實踐，體現了國家教育政策與地方原民社群文化主體性追求的交匯，其發展動態將持續影響鎮內偏遠小校的教育樣貌與未來。

6.2 醫療衛生

6.2 醫療衛生

玉里鎮之醫療衛生體系，深刻反映其作為花蓮縣南區區域中心，同時兼具平原、山地與偏遠村落之地理與社會特徵。全鎮醫療資源呈現集中化與梯度分布，並高度依賴後送轉診體系以因應急重症需求，偏鄉就醫可及性則受地形、交通與人口結構多重因素制約。

一、醫療院所層級與服務量能

玉里鎮之醫療服務核心為位於鎮中心之「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該院前身為「玉里榮民醫院」，於1999年由台北榮民總醫院移交慈濟基金會經營，轉型為地區教學醫院。依據衛生福利部醫院評鑑標準，玉里慈濟醫院屬「地區醫院」層級，並經指定為「中度急救責任醫院」。其主要服務量能如下：核定急性一般病床約100床，慢性病床及精神科病床合計約300床，後者尤其承擔花蓮南區精神醫療之重要功能。全院執業醫事人員約300人，其中醫師編制約30餘名，科別涵蓋內科、外科、家醫科、急診醫學科、精神科、復健科等基礎專科。根據2022年統計，該院全年門診服務量約15萬人次，急診量約8千人次，住院服務約3千人次。其服務範圍不僅限於玉里鎮，亦輻射至鄰近之富里鄉、卓溪鄉及部分臺東縣池上鄉、關山鎮等區域，實際服務人口逾6萬人。

除地區醫院外，基層醫療設施包括鎮內6家西醫診所、4家中醫診所及10餘家牙醫診所，多集中於中山路、中華路等鎮中心商業區。公部門體系則設有「花蓮縣玉里鎮衛生所」，負責公共衛生業務，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防治、婦幼衛生、慢性病管理及社區健康促進等。此外，歷史因素使鎮內曾設有「玉里榮民醫院」分院（現已整併），榮民體系之醫療服務對高齡榮民人口仍有持續影響。

二、後送體系與急重症處置限制

玉里慈濟醫院雖具備中度急救責任醫院資格，可處理部分急症，然因專科醫師、高端檢查設備（如心導管、腦血管攝影）及加護病房量能有限，面對重大創傷、急性腦中風、心肌梗塞等嚴重病情，必須啟動後送轉診程序。玉里鎮之後送體系主要依賴陸路與空中轉運。

陸路後送以救護車經台9線公路北上為主，至花蓮市之醫學中心（如花蓮慈濟醫院、門諾醫院）距離約90公里，正常車程需時90至120分鐘，若遇交通壅塞、天候不佳或公路事故（如蘇花公路中斷），時間可能大幅延長，構成急重症處置之顯著風險。空中後送則由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或民間航空公司協助，起降場為玉里榮民醫院旁之「玉里機場」（簡易跑道）。然而，空中轉運受天候條件（東部地區多雨、側風）限制極大，且啟動程序繁複、成本高昂，並非常規選項。因此，後送體系的效率與可靠性，直接關乎玉里鎮及南花蓮地區居民之生命安全，為本地醫療衛生系統最脆弱之一環。

三、偏鄉就醫可及性問題

玉里鎮行政區域涵蓋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之縱谷平原，以及廣大山地區域，人口分布極度不均。鎮中心集中約全鎮三分之二人口，其餘人口散居於東里、三民、松浦、觀音、樂合等里，以及更偏遠之山區部落，如卓溪鄉交界附近的原住民部落。此地理分布導致顯著之就醫可及性落差。

偏遠村落居民，特別是老年人口及原住民族群（主要為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Bunun），面臨多重就醫障礙：
1.  交通距離與成本：居住於山區或縱谷南端村落之居民，前往玉里慈濟醫院就醫，單程車程常需30至60分鐘。公共運輸雖有花蓮客運及台灣鐵路管理局台東線經過，但班次稀疏，無法滿足即時就醫需求。自行駕車或叫計程車則增加經濟負擔，對低收入或無車家庭構成壓力。
2.  基層醫療資源不足：偏遠里別僅能依賴極少數之衛生室或巡迴醫療點。例如，衛生所雖有定點巡迴服務，但頻率通常為每週或每兩週一次，且以輕症診療與衛教為主，無法提供即時性與連續性之醫療照護。
3.  專科醫療缺乏：即使抵達鎮上之地區醫院，許多專科（如眼科、耳鼻喉科、皮膚科、兒童專科等）仍仰賴醫師不定期支援門診或需轉診至花蓮市。慢性病患（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之定期追蹤與管理，在偏鄉更形困難。
4.  人口結構加劇需求：玉里鎮人口老化指數（老年人口對幼年人口比例）高於全國平均，高齡者之多重慢性病與失能照護需求龐大。同時，原住民族之特定健康問題（如糖尿病、肝病盛行率較高）需要文化敏感且在地化之健康服務，此類服務資源尤為欠缺。

結論而言，玉里鎮之醫療衛生體系以玉里慈濟醫院為核心，提供基礎及部分急重症醫療，並承擔精神醫療等特殊功能。然而，其服務量能受限於地區醫院層級，重大傷病之後送體系存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脆弱性。偏遠地區居民之就醫可及性，則持續受地形阻隔、交通不便、基層診所分布不均及人口老化等因素挑戰，呈現明顯之城鄉健康不平等現象。此為玉里鎮作為地理中心卻兼具典型偏鄉特質所必然面臨之結構性課題。

6.3 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

玉里鎮之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體系，其發展深受地理環境、人口結構與歷史脈絡影響。本節將就社會福利機構設置、老人照護資源分布，以及自來水、污水處理、郵政、金融等基礎公共服務之可及性進行分析。

社會福利機構設置
玉里鎮之社會福利行政體系，主要以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玉里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設立於2010年）為核心樞紐，負責鎮內及鄰近瑞穗、富里等南花蓮三鄉鎮之福利服務輸送，包括經濟扶助、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兒少保護與高風險家庭關懷等業務。鎮公所層級則設有社會課，承辦中央及縣府委辦之各項社會救助、身心障礙者福利及長期照顧管理等業務。
民間社會福利機構方面，具代表性者包括台灣世界展望會東區辦事處玉里中心（設立於1990年代），其服務範圍涵蓋南花蓮，針對經濟弱勢兒少及其家庭提供教育支持、營養補給與家庭發展方案。此外，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在玉里設有聯絡處，提供急難救助與社區關懷。值得關注的是，為因應鎮內原住民族人口（主要為阿美族 Amis）比例約佔38.7%（依據2023年資料），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玉里區） 扮演關鍵角色，提供具文化敏感性的家庭支持、法律諮詢與權益倡導服務，其服務範圍同樣跨越行政區界，延伸至卓溪鄉等地。
然而，機構服務之實質可及性存在地理障礙。玉里鎮地形狹長，東西寬度僅約8公里，南北長度卻逾40公里，東臨海岸山脈，西倚中央山脈。社會福利資源多集中於鎮治所在地（玉里市區），對於散居於樂合、松浦、觀音、高寮等里，以及更偏遠之山麓部落（如長良里、春日里），居民往往需長距離移動方能獲得面對面服務，雖有行動服務車巡迴，然其頻率與涵蓋面仍有提升空間。

老人照護資源之區域落差
玉里鎮人口高齡化程度嚴峻，截至2023年底，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逾22%，高於全國平均。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在「長照2.0」政策推行後有所擴充，但分布不均現象顯著。
鎮內主要長照資源包括：位於市區之玉里鎮綜合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住宿型）、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附設之慢性精神障礙者社區長期照顧設施，以及數個社區關懷據點與C級巷弄長照站。日間照顧中心目前僅設置於市區，對於東側海岸山脈西麓（如德武、松浦里）及西側中央山脈東麓（如樂合、長良里）之高齡人口，獲得日間照顧或臨托服務極為不便。居家服務雖可到宅，然因照顧服務員人力短缺，且部分偏遠聚落交通往返時間成本高，導致服務輸送之穩定性與及時性面臨挑戰。此一落差強化了鄉村地區獨居或雙老家庭之脆弱性。
此外，原住民族部落之老人照護需求具有文化特殊性，例如語言（族語使用）、飲食習慣與社會參與模式，現行以市區為基礎的主流服務模式，在文化適切性上仍有待深化與部落社區建立協作機制。

公共服務可及性分析
1.  自來水系統：玉里鎮自來水普及率受地形與聚落分散限制，據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資料，截至2023年，全鎮普及率約為85%。主要供水系統集中於縱谷平原區之聚落。位於山坡地或山麓地帶之部落，如觀音里之高寮部落、春日里的部分聚落，仍高度依賴簡易自來水系統或山泉水源，其水質穩定性與旱季供水保障為長期課題。
2.  污水處理系統：玉里鎮尚未全面建設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目前僅鎮中心商業與文教區域部分連接衛生下水道，其餘絕大多數地區（尤其是非都市計畫區之散村與部落）仍仰賴化糞池及土壤滲透方式處理家庭污水。此狀況對於緊鄰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樂樂溪、清水溪）流域之環境敏感區，存在潛在之水體污染風險，亦凸顯鄉鎮基礎建設與環境保護之挑戰。
3.  郵政服務：中華郵政於玉里鎮設有玉里郵局（轄屬花蓮郵局）為主要據點，並於市區及大禹、三民等地設有支局或代辦所，提供基本郵儲業務。對於偏遠里別，則依賴行動郵局車定期巡迴服務（通常每周1-2次），以滿足存提款、繳費等需求。此模式雖具機動性，但服務時間有限，無法完全替代固定據點之便利性。
4.  金融服務：玉里鎮的金融機構可及性呈現明顯的城鄉差距。鎮中心設有臺灣銀行玉里分行、玉溪地區農會信用部（總部位於玉里，並於鎮內多個里設有分部）以及數家郵局儲匯部門，為主要金融服務節點。然而，遠離市區的里別與部落，實體金融機構付之闕如，居民高度依賴農會信用部分部、郵局代辦所或行動服務車。自動櫃員機（ATM）的設置亦多集中於市區與主要幹道沿線，導致偏遠地區居民在提領現金、轉帳等日常金融活動上，必須進行額外的交通移動。此一金融可及性的限制，不僅影響生活便利性，亦與數位支付推廣所面臨的較高齡人口接受度與網路連線穩定性等問題相互疊加，形成特殊的鄉村金融排除現象。

綜述
玉里鎮之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體系，呈現「中心─邊陲」之顯著空間差異。鎮治所在之市區作為服務核心，各類資源相對集中；然而，廣大的縱谷南北兩端與東西兩側山麓地帶之聚落與部落，則面臨服務距離障礙、資源可及性不足與文化適切性等多重挑戰。此一空間不均等現象，根源於鎮域狹長地形、聚落分散的歷史發展脈絡，以及人口老化、原住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交織影響。改善之關鍵在於強化「行動式服務」與「數位化服務」的覆蓋深度與穩定性，並在資源佈局上更細緻地考量地理可及性與文化多樣性需求，方能有效縮小城鄉福利與服務落差。

6.4 宗教設施

玉里鎮的宗教設施呈現多元並存的格局，主要宗教類別包括基督宗教（含天主教與基督教各教派）、漢人民間信仰（佛道混合）以及原住民族傳統信仰。其空間分布與鎮內之族群聚居區、歷史發展及人口遷徙路徑高度相關，深刻反映了本鎮作為花東縱谷南段核心市鎮，以及原漢交界地帶的社會特徵。

一、主要宗教類別及其空間分布

1.  基督宗教：為玉里鎮最主要的制度化宗教，其教堂廣泛分布於阿美族（Pangcah/Amis）與布农族（Bunun）部落之中。主要教派包括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天主教會、真耶穌教會、循理會等。例如，鎮內歷史較悠久的「玉里長老教會」成立於1950年代，位於玉里市區，其分會或祈禱所則深入各部落。阿美族部落如春日（Palah）、松浦（Maifor）、德武（Posko）等，幾乎每部落皆設有至少一間基督教或天主教教堂。布農族部落如卓樂、崙天等地亦同。此分布與1950至1970年代西方傳教士進入花東原住民社區進行系統性宣教之歷史密切相關，基督教信仰已深植於多數原住民家庭。

2.  漢人民間信仰：其廟宇主要集中於玉里市街、客家庄（如源城、大禹）及閩南人聚居之舊街區。代表性廟宇包括主祀媽祖的「玉里協天宮」（建於1928年）、「玉里勝安宮」以及「璞石閣鎮安宮」等。這些廟宇多位於人口稠密的漢人農業與商業聚落中心，其座向、格局遵循傳統漢式建築與風水原則，成為漢人社會的信仰與活動中心。相較於深入部落的教堂，漢人廟宇的分布更顯現出點狀集中的特徵，與漢人聚落的開發史（如清代及日治時期的官道拓墾與移民）相疊合。

3.  原住民族傳統信仰：雖因基督宗教的普及，制度化的傳統祭儀場所（如阿美族的祭祀場 Sfi）多已式微或轉化，但傳統信仰觀念仍存於日常生活中。特定祭儀，如阿美族的豐年祭（Ilisin）與布農族的射耳祭（Malahtangia），其舉行場地（通常是部落廣場或聚會所）可視為一種週期性的宗教文化空間。此類空間的分布即等同於部落本身的位置。

二、教會在部落中的社會功能

在玉里鎮的原住民部落中，教會遠超乎純粹的宗教禮拜場所，已成為部落社會運作的核心樞紐，具備多重社會功能：

1.  宗教與心靈寄託功能：提供每週定期的禮拜、禱告、聖經研讀等活動，是居民安定心靈、尋求支持的重要場所。教義與儀式融入部落生活節奏，例如主日禮拜成為社區重要的定期集會。

2.  社會支持與福利服務網絡：教會常扮演非正式的社會服務中心角色。透過牧師、傳道人或教友組織，對部落內的老弱、疾病、經濟困難家庭進行關懷與實質協助。此功能在偏鄉正式社會福利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尤顯關鍵。

3.  文化傳承與教育場域：許多部落教會同時是族語保存的重要基地。在主日學或部落聚會中，使用族語進行講道與詩歌演唱，無形中強化了年輕一代的語言能力。此外，教會亦經常組織青少年團契，兼具品格教育與防止偏差行為的社區預防功能。

4.  社區公共事務的動員與議事平台：部落內的重要公共事務討論、災害應變協調（如風災後的復原）、乃至於豐年祭等大型活動的籌備會議，常於教會空間或由教會領袖發起進行。教會成為凝聚社區共識、整合人力物力的關鍵節點。

5.  族群認同的連結與強化：對於玉里鎮的阿美族與布農族而言，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成為跨越部落、強化族群內部認同的紐帶之一。例如區域性的聯合禱告會或培靈會，強化了縱谷區內同族群的橫向聯繫。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宗教設施分布清晰地標示了「部落—教堂」與「街庄—廟宇」的空間模式，此模式是族群遷徙史與文化互動的具體展現。尤其在原住民部落中，教會已發展為複合性的社會文化機構，其功能涵蓋靈性、社會、文化與公共事務等多面向，成為維繫部落社會結構與文化韌性的重要支柱。漢人民間信仰廟宇則在街區中持續發揮其祭祀、聯誼與傳統文化維繫的功能。此多元宗教景觀共同構成了玉里鎮社會生活的基礎設施網絡之一。

 

第七章 經濟與產業

7.1 農業

玉里鎮之農業活動，深受其獨特地理環境所塑造。全鎮地形以縱谷平原為主體，秀姑巒溪貫穿其間，提供充沛灌溉水源，加上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之屏障，形成晝夜溫差顯著之氣候條件。此等自然稟賦，使玉里成為花蓮縣南部，乃至整個東台灣之重要農業生產區。本章節將依序就主要作物結構、生產概況、地域特色、品牌發展及結構性挑戰進行論述。

主要作物結構與生產概況
玉里鎮農業以水稻為絕對核心。全鎮水稻種植面積據近年統計，穩定維持於約2,300公頃以上，佔花蓮縣總水稻面積逾四分之一，年產量約一萬四千公噸，產值估計逾新台幣5億元，奠定了「花東穀倉」之重要地位。種植區域集中於秀姑巒溪沿岸之沖積平原，如源城、大禹、松浦等地。
除水稻外，具經濟重要性之作物包括：
1.  金針（萱草，學名：*Hemerocallis fulva*）：為玉里最具代表性之特色作物。主要種植於鎮東海岸山脈之赤科山地區，與富里鄉之六十石山齊名。種植面積約300公頃，每年8至9月之採收期形成壯觀花海，為重要觀光資源。金針鮮蕾採收後多經乾燥加工製成乾金針，年產量約佔全國總產量之六成以上，產值估計達新台幣1.5億元。
2.  文旦柚（學名：*Citrus maxima*）：主要分布於河谷台地及山坡地，種植面積約150公頃。玉里文旦柚因土壤礦物質豐富及充足日照，果肉細緻、糖酸比適中，產期集中於中秋節前，為重要節慶果品。
3.  梅（學名：*Prunus mume*）：種植於較高海拔之山坡地，面積約100公頃。主要提供食品加工廠製作脆梅、Q梅及梅酒等產品。
4.  其他作物：包括香蕉、火龍果、有機蔬菜等，多屬小規模或轉作經營，朝向多元化與精緻化發展。

產地特色與地理關聯
玉里農產之品質與其特殊地質及水系密不可分。首先，全鎮坐落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之縱谷帶，土壤富含礦物質，尤其秀姑巒溪自中央山脈攜帶之養分沉積，為作物生長提供天然肥力。其次，灌溉水源主要依循日治時期興建之「璞石閣圳」系統，引取清澈之清水溪及秀姑巒溪水，水質污染程度低。此外，顯著的日夜溫差（年均溫約攝氏23度，溫差可達攝氏10度以上）有助於水稻與果實累積養分，提升口感與香氣。赤科山之金針園多開墾於海拔800至1,200公尺之山坡，晨間常受雲霧滋潤，午後日照充足，此微氣候條件被認為是造就其風味之關鍵。

品牌化與認證努力
為提升產品價值與市場區隔，玉里鎮農會及產銷班積極推動農產品品牌化與認證工作。
1.  「玉里米」品牌：玉里鎮農會長期輔導農民建立產銷履歷，並以「玉里米」為共同品牌行銷。該品牌已取得「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CAS）」及「產地證明標章」，強調其於無污染環境下生產。農會設立專屬碾米廠進行統一加工與分級包裝，確保品質穩定。
2.  「無硫金針」標章：為扭變傳統以硫磺燻製金針之加工方式，花蓮縣政府與農會自2000年代起大力推廣「無硫金針」認證。透過改良乾燥技術，生產色澤雖偏暗褐但無二氧化硫殘留之安全產品，並透過標章制度建立消費者信任，提升產品價值。
3.  產地認證與參賽：玉里文旦柚產銷班積極參與全國性柚類評鑑比賽，屢獲獎項，以「比賽得獎柚」之名號建立高階市場口碑。此外，配合政府政策，鎮內已有部分農田轉作有機農業或取得「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主要集中於水稻與蔬菜作物。

面臨之結構性挑戰
玉里農業雖具優勢，亦面臨數項嚴峻挑戰，影響其永續發展：
1.  農業勞動力短缺與高齡化：此為最迫切的挑戰。鎮內農業從業者平均年齡已超過60歲，年輕人口外流至西部都會區情況顯著。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如金針花之採收期（約30至45天）需要大量人工，卻面臨嚴重缺工。儘管已引進農業外籍移工，但數量與管理仍不足以完全補足缺口。此現象直接限制生產規模，並導致部分山坡地農園因無人承接而廢耕。
2.  外銷市場之限制與波動：玉里農產品外銷長期面臨結構性困境。首先，主要潛在市場（如日本、新加坡）對農產品之檢疫標準嚴格，尤其是果實類（文旦柚）之蟲害檢疫問題，導致出口成本高昂且不穩定。其次，東部位處台灣邊陲，運輸至港口或機場之物流成本顯著高於西部產區，削弱價格競爭力。第三，過去曾高度依賴之中國市場，因其政策變動與檢疫爭議，已成為極不穩定之外銷管道，使農民暴露於市場風險之中。例如，文旦柚之外銷便深受兩岸關係與檢疫協議變化所影響。
3.  生產成本持續攀升：包括肥料、農藥、能源及包裝材料價格上漲，壓縮農民利潤空間。對於小規模經營者而言，承受市場價格波動之能力相對薄弱。
4.  極端氣候之衝擊：颱風、暴雨及乾旱等極端天氣事件頻率與強度增加，對農作物構成直接威脅。例如，颱風可能導致水稻倒伏、金針花落花，或文旦柚落果，造成單季重大損失。

綜上所述，玉里鎮農業以其優越的自然條件，建立以水稻為基石，金針、文旦柚為特色的產業結構，並透過品牌認證提升附加價值。然而，其發展深受內在人口結構老化、勞動力短缺，以及外在市場波動、氣候風險等雙重壓力所制約。未來產業之穩健發展，除持續深化品質管理與品牌行銷外，如何有效因應人力資源危機與開拓穩定之外銷通路，將為關鍵課題。

7.2 林業與漁業

玉里鎮之林業與漁業發展，深受其特殊地形與環境條件所制約。鎮域東臨海岸山脈，西倚中央山脈，林業資源集中於此兩大山系之坡地；漁業則因缺乏直接臨海之海岸線，主要集中於內陸河川及零星的養殖產業，規模有限且面臨多重挑戰。

國有林地現狀
玉里鎮之林地絕大部分屬國有林，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轄下之玉里工作站管理。據林務局統計資料，玉里鎮範圍內之國有林地面積約占全鎮總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主要分布於中央山脈東側與海岸山脈西側之陡峭山坡地。此區林相豐富，低海拔區域以天然闊葉林為主，中高海拔則可見台灣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台灣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等貴重針葉樹種之天然林，以及大面積之人造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林。

林業經營型態自1980年代後期發生根本轉變。1991年臺灣省政府頒布「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為國土保安長遠利益天然林應禁止伐木」政策後，玉里鎮境內之天然林已全面禁伐。現今林業之經濟活動，已從過去的木材生產，轉型為以森林保護、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及生態旅遊為主軸。林務局玉里工作站之主要業務包括造林、撫育、林道維護、森林保護與盜伐防治。部分具景觀價值之區域，如安通溪流域周邊林地，已規劃為森林育樂或自然教育場域，透過生態旅遊創造有限的地方就業機會與經濟效益。林下經濟如段木香菇栽培、養蜂等，在部分許可區域內為少數林農之輔助性收入來源。

漁業規模與限制
玉里鎮之漁業可分為內陸漁業（河川及養殖）兩類，規模遠較沿海鄉鎮為小。
1.  內陸河川漁業：主要漁場為流經鎮內之秀姑巒溪主流及其支流樂樂溪、清水溪等。早期溪流漁業資源較豐，常見魚種包括日本禿頭鯊（Sicyopterus japonicus）、何氏棘魞（Acrossocheilus paradoxus）、臺灣石𩼧（Acrossocheilus paradoxus）等。然而，因上游集水區農業活動、河道採砂及水文變化影響，天然魚類資源已顯著衰退。目前僅有零星的休閒性垂釣活動，無具規模之商業性捕撈產業。
2.  水產養殖業：受限於地形與水源，玉里鎮之養殖漁業規模甚小，多屬家庭式經營。主要養殖區分散於河谷平原或山澗溪畔，利用地下水或山泉水進行養殖。傳統養殖種類以鯉魚、草魚、吳郭魚（羅非魚，Oreochromis spp.）等淡水魚類為主。近年部分養殖戶嘗試轉型，養殖高經濟價值之淡水蝦類或觀賞魚，但總產量與產值對地方經濟貢獻度不高。此產業面臨之主要限制包括：地盤下陷潛勢區之管制、水源取得與污染管控法規趨嚴、以及市場競爭力不足。

傳統漁獵文化
玉里鎮為多元族群聚居之地，其中原住民族（以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Bunun為主）之傳統生計與山林、溪流密不可分，形成特有的傳統漁獵文化。
1.  阿美族（Amis）的傳統漁撈：世居於秀姑巒溪沿岸及海岸山脈西側的阿美族社群，發展出與河川共存的漁撈文化。傳統捕魚方法多樣，包括射魚、網魚、築石堰（稱為「alalicay」）、使用魚筌（「fes」）及毒藤（如「度那」藤，Derris elliptica）捕魚等。其中，「巴拉告」（Palakaw）為一種生態魚窖工法，於河岸或濕地以樹枝、竹材構築多層結構，模仿自然環境供魚類棲息繁衍，是可持續利用之傳統生態知識代表。此類文化實踐不僅是獲取食物之手段，更是社會組織、知識傳承與祭儀（如海祭）的核心部分。
2.  布農族（Bunun）的山林獵捕與溪漁：居住於中央山脈東側的布農族，傳統上以山田燒墾與狩獵為主，溪流漁撈為輔。狩獵文化深植於其社會與宇宙觀中，傳統獵場有其規範。溪流漁撈則多使用手網、魚筌或箭射。無論狩獵或捕魚，均有嚴格的禁忌（「masamu」）與分享機制，體現其與自然資源的互惠關係。
3.  現代法規與文化傳承的挑戰：隨著《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漁業法》及國家公園（玉里鎮部分區域鄰近玉山國家公園範圍）等法規之實施，傳統的狩獵與部分捕魚方式受到嚴格限制。這對原住民族文化傳承與生計造成衝擊。近年來，在部分部落推動下，開始嘗試與政府協商，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朝「部落自主管理」方向發展，例如申請特定季節或區域的傳統獵捕或漁撈，以期在法規框架下維繫文化命脈。然而，相關協商與實踐仍在進行中，傳統漁獵文化如何在現代環境法規與生態保育要求下找到延續之路，是玉里鎮面臨的重要課題。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林業已轉型為生態保育與公益功能為主，經濟產值有限；漁業則因自然條件與法規限制，僅維持小規模的養殖與休閒活動。然而，與山林河川緊密連結的原住民族傳統漁獵文化，是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資產，當前正處於傳統知識、文化權利與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調適過程中。

7.3 製造業與工業

玉里鎮之製造業與工業發展，受其地理區位、自然條件與整體區域經濟分工之影響，呈現規模有限、以在地資源初級加工為主之特徵。本章節將依據工廠登記資料、土地利用情形及產業活動調查，客觀陳述其現狀，並分析其結構性限制。

一、 工業用地與工廠登記概況

玉里鎮之工業活動空間高度集中且範圍狹小。依據經濟部工商登記資料，截至2023年底，玉里鎮登記有案之工廠家數為28家，僅占花蓮縣工廠總數之約5.3%。鎮內並無大型或綜合性工業區之設置，主要的工業用地為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玉里工業區」，該區位於鎮區東側，面積約15公頃。然而，此工業區之開發強度與進駐率長期偏低，實際營運之工廠數量有限，多數土地處於閒置或低度利用狀態。其餘工業活動則零星分布於鎮郊之甲種建築用地或特定農業區內經核准之相關用地，呈現點狀分散格局。

此種分布狀況反映了玉里鎮在區域產業鏈中之從屬地位。工廠類型絕大多數屬小型企業，員工人數多在5人以下，資本額偏低，其設立主要目的在於服務本地基本需求及進行初級農產加工，缺乏具規模之外銷型或技術密集型製造業。

二、 農產加工業之規模與特質

玉里鎮的製造業核心實質上為「農產加工業」，其發展完全依託於本地農業資源，並受農業生產季節性與產量波動之直接影響。主要加工項目如下：

1.  稻米加工： 作為花東縱谷核心稻作區之一，玉里鎮擁有數家碾米廠。這些工廠負責將本地生產的稻穀（主要品種為臺稉、高雄139號等）進行乾燥、脫殼、碾白及分級包裝。加工規模與當期稻作收成量緊密掛鉤，其產品除供應本地市場外，亦以「玉里米」品牌行銷至外縣市。此類加工屬基礎初級加工，附加價值提升有限。
2.  金針加工： 赤科山與六十石山為臺灣金針主要產地。金針（*Hemerocallis fulva*）之加工為玉里鎮具代表性的季節性產業。加工內容以傳統的「殺青、乾燥」為主，將鮮蕾製成乾金針。此產業高度依賴暑期採收期，加工廠多為家庭式工坊，生產設備與技術標準化程度不一。儘管已導入部分自動烘乾設備，但整體產業規模仍受種植面積與人力短缺限制。
3.  茶葉加工： 位於高海拔的赤科山亦是茶區，主要生產青心烏龍等茶葉。鎮內有小型製茶廠進行茶菁之萎凋、殺青、揉捻、乾燥等初製加工，產出毛茶。後續之精製、焙火與包裝多在外地進行，顯示其加工鏈條並不完整。
4.  其他農產加工： 包括竹筍、梅子、果蔬之簡易醃漬、乾製或冷藏保鮮處理。此外，隨著有機農業與體驗經濟發展，出現少量以小規模、高品質為導向之加工業者，如生產有機豆製製品、草本植物加工品等，但尚未形成顯著產業聚落。

總體而言，玉里鎮的農產加工業具有「初級性、季節性、分散性」三大特質。加工層次普遍停留在保鮮與粗加工階段，缺乏深化之萃取、製造或品牌化行銷能力，利潤空間受限。

三、 工業發展之限制條件分析

玉里鎮不具備發展大型或一般製造業之條件，其限制因素根源於地理、經濟與社會結構：

1.  地理區位與交通限制： 玉里鎮深處花東縱谷南段，距主要港口（花蓮港約90公里）與國際機場（臺北松山機場或桃園國際機場需經數小時陸運）遙遠。對外運輸完全依賴臺9線公路與臺鐵花東線，鐵路電氣化後雖提升客運效率，但貨運成本高昂且不便。此種「末端型」區位使原料輸入與成品輸出之物流成本顯著高於西部地區，嚴重削弱工業產品之市場競爭力。
2.  土地與基礎設施限制： 鎮域內可用平地狹小，且多為優良農業用地（如秀姑巒溪沖積平原），受《國土計畫法》及農業發展條例嚴格保護，難以大規模變更為工業用地。既有玉里工業區規模小，且周邊支援性基礎設施（如專業廢水處理、工業管線、充足穩定的工業用電與用水擴容能力）不足，無法吸引中大型工廠進駐。
3.  人力資源與市場規模限制： 玉里鎮人口長期外流，總人口數已降至約2.3萬人（2023年），且高齡化程度高。本地勞動力市場規模小，缺乏技術工人與工業管理專業人才。同時，本地消費市場規模極小，工業產品必須外銷，再度凸顯交通成本劣勢。
4.  環境生態與產業政策框架限制： 玉里鎮轄區包含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部分生態敏感地帶，且居民對環境品質要求高。任何可能造成污染（空氣、水質、廢棄物）之工業活動均面臨嚴格審查與潛在反對。此外，國家層級之產業政策與資源分配長期聚焦於西部走廊，東部地區在整體規劃中被定位為發展觀光、農業及特定創新產業（如深層海水）之區域，傳統製造業並非鼓勵方向。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製造業與工業實為依附於其農業根基的初級加工體系，在可預見的未來，此一產業結構難以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工業發展受到地理孤立、土地資源競合、人力短缺及國家區域發展政策等多重結構性因素之剛性制約。未來產業發展之務實方向，並非引進外部製造業，而是聚焦於提升既有農產加工之技術層次、品質認證與產銷履歷，並結合觀光服務業發展體驗型、微型化之加工場域，以創造更高之在地就業與產品附加價值。

7.4 商業與服務業

玉里鎮之商業與服務業活動，深刻反映其作為花東縱谷南段區域中心的歷史角色與地理條件。本鎮商業活動之空間分布、業態組成與消費模式，均受人口結構、交通動線及區域互動所形塑。

一、商業聚集區位
玉里鎮之商業活動呈現明顯的「單核心，多節點」空間分布模式。核心商業區以中山路、中正路與民國路交會之街廓為中心，此區為日治時期以來延續之傳統商業街區，鎮公所、郵局、農會等機構亦坐落於此，形成行政與商業複合中心。該區店鋪密集，以零售、餐飲、金融及日常服務業為主，服務對象涵蓋鎮內居民及周邊鄉鎮（如瑞穗、富里）之部分消費人口。

次要商業節點則與交通樞紐及特定產業緊密結合。首要節點位於玉里火車站周邊，受惠於鐵路運輸帶來之人流，發展出以旅宿、便當餐飲、計程車行及紀念品販售為主之服務業態。其次，位於鎮北臺9線與玉長公路（臺30線）交會口周邊，因應通過性車流，集中了汽車維修、輪胎行、中大型餐飲及部分量販型商店。此外，鎮內各主要村落（如源城、樂合、三民）則保有傳統的「店仔頭」式零星雜貨零售點，以滿足高齡者及在地居民最基礎的日常所需。

二、零售業型態
玉里鎮零售業態呈現「傳統與現代並存，但以中小型傳統業態為主」的特徵，其結構受人口規模（約23,000人）與購買力限制。
1.  傳統市場與農會體系：公有零售市場（玉里市場）仍是生鮮食品與日常用品的重要供應節點，尤其對中高齡消費族群。花蓮縣農會玉里辦事處及其附設生鮮超市，則扮演關鍵角色，除收購在地農產品（如稻米、金針、文旦柚），其超市亦為鎮內重要的綜合零售點，並設有金融信用部門，與在地農業經濟緊密嵌合。
2.  綜合零售業：缺乏大型百貨公司或購物中心。零售主力為中小型連鎖超市（如全聯福利中心）、本土連鎖藥妝店及獨立經營之五金行、傢俱行、電器行等。便利超商（7-ELEVEN、全家）分布密度高，主要設於核心商業區與車站周邊，提供24小時服務，部分取代了傳統雜貨店的功能。
3.  觀光關聯零售業：隨著觀光業發展，專營在地農特產與手工藝品的商店逐漸增加。商品主要圍繞「玉里麵」、赤柯山與六十石山金針、羊羹、箭筍、臺稉4號米（芋香米）等在地名產，以及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Bunun）之手工藝品。此類店家多集中於中山路及觀光景點沿途。
4.  餐飲服務業：除了普及的便當店、小吃店與早餐店，具地域代表性的「玉里麵」店家散布全鎮，成為特色餐飲標誌。此外，因應長年醫療需求（玉里榮民醫院、衛福部玉里醫院），醫院周邊形成了特定的餐飲與生活用品服務圈。

三、對外消費依賴度
玉里鎮居民在特定消費類別上，存在顯著的對外依賴現象，此與鎮內商業服務機能之侷限性直接相關。
1.  中高階商品與專項服務：對於品牌服飾、3C電子產品、大型傢俱、專業書籍、電影院娛樂、大型餐廳聚餐及專科醫療服務等，居民多傾向前往北側之花蓮市（車程約1至1.5小時）或南側之臺東市（車程約1.5小時）消費。週末前往花蓮市進行「目的性購物」或家庭休閒，為許多家庭，尤其年輕世代的常態。
2.  批發與商業採購：鎮內多數中小型零售商、餐飲業者之進貨來源，主要依賴花蓮市或北部都會區之中盤商與批發商，本地缺乏大型批發倉儲設施。
3.  人口結構與消費慣性影響：青壯年人口外流與高齡化社會結構，抑制了本地對時尚、娛樂等高端服務業的需求，同時強化了對基礎民生服務的依賴。然而，外出就學與工作的青壯年返鄉時，亦常將外部消費習慣帶入，加劇了對本地商業供給落差之感。
4.  觀光消費的雙向性：觀光業為本地帶來外部消費人口，尤其在金針花季（每年8至9月）與連續假期期間，顯著提振餐飲、旅宿及農特產零售業績。然而，此種消費具有強烈的季節性與集中性，未能完全彌補平日高端消費外流之缺口。

綜合評估
玉里鎮的商業與服務業體系具備完整的基礎生活支持功能，其區位分布緊扣交通動脈與歷史聚落。然受制於區域總人口規模、市場腹地有限及消費階層分化，零售業態以滿足日常性、必要性消費為主，在提供多樣性、專屬性與高階服務方面明顯不足，導致可觀的消費力外流至花蓮、臺東兩大都會區。此一模式既是花東縱谷中小城鎮的典型縮影，也揭示了其商業發展必然與區域中心存在緊密依存關係。未來商業服務機能之演變，將持續與在地人口結構、觀光產業波動及區域交通改善（如鐵路電氣化）產生連動。

7.5 觀光旅遊

玉里鎮之觀光旅遊業，為地方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深植於獨特的地景、溫泉資源及多元族群文化。本節將依序詳述核心觀光資源與設施、遊客量體、住宿供給、重要文化觀光活動，並最終進行環境承載力之綜合評估。

核心景點與設施詳述
玉里鎮之觀光核心可概分為自然景觀與人文設施兩大類。自然景觀首要者為「玉山國家公園」南園區入口門戶，轄內之「南安遊客中心」為進入瓦拉米步道（Walami Trail）之主要據點。該步道屬八通關古道東段，沿途可見鹿鳴吊橋、山風瀑布及豐富中低海拔森林生態，為健行與生態旅遊之重點場域。其次為「秀姑巒溪泛舟」活動之下半段起點（約自瑞穗大橋至長虹橋），玉里鎮境內河段水流湍急，享有盛名，河岸設有泛舟業者之接駁與休憩設施。第三為「安通溫泉區」，其溫泉泉源於1904年發現，屬氯化物硫酸鹽泉，泉溫達66℃，pH值約8.5，現有數家溫泉旅館及公共浴池設施。

人文設施方面，地質景觀「玉里斷層」（又稱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線）之通過，使鎮內設有「玉里斷層地標」及解說設施，具科學教育意義。歷史建築「玉里協天宮」（建於1915年）為鎮民信仰中心，其建築形制具文化價值。此外，連接東部幹線的「客城鐵橋」及其周邊油菜花田、稻浪景觀，已成為鐵道攝影之代表性景點。

遊客量估算
依據近年觀光統計數據推估，玉里鎮年均遊客人次約介於40萬至50萬之間。遊客分布具明顯季節性，暑期（6月至8月）為秀姑巒溪泛舟旺季，單月遊客量可佔全年三成以上；南安遊客中心年參訪人次約為8萬至10萬；安通溫泉區則於冬季及假日有較高使用率。值得注意的是，遊客結構中以臺灣本島遊客為主，國際遊客比例較低，且多屬過境或單日遊，停留時間較短。自2018年臺鐵普悠瑪號、太魯閣號增停玉里站後，為鐵道旅遊帶來穩定客源，然2020-2022年受全球疫情影響，遊客量曾顯著下滑，目前已逐步恢復至疫前水準約八成。

住宿容量
玉里鎮住宿業主要集中於鎮中心及安通溫泉區。截至2023年底，全鎮合法登記之旅館及民宿共計約90家，提供房間數約600間，總床位数約1,500床。其中，安通溫泉區約有5家溫泉旅館，提供約150間客房。此外，鎮內有數家汽車旅館及平價旅社。整體住宿容量於平日顯有餘裕，然於連續假日、暑期旺季或大型活動期間（如玉里鎮辦馬拉松賽事），住宿供給易呈飽和狀態，顯示接待能量存在尖峰瓶頸。

文化觀光活動：玉里亮點藝術季
為活化地方文化觀光，玉里鎮公所自2020年起推動「玉里亮點藝術季」。此活動以當代藝術介入公共空間為核心策略，邀請藝術家進駐，創作融入在地地景（如稻田、鐵道、老建築）之藝術作品。展場分散於鎮內多點，包括前述之春日派出所（舊建築活化）、客城鐵橋周邊及鎮民廣場。活動通常於每年秋季舉辦，為期一至兩個月，內容涵蓋裝置藝術展、音樂會、市集及文化體驗工作坊。此藝術季旨在創造旅遊淡季之吸引力，並透過藝術轉譯，呈現玉里之客家、閩南、原住民（主要為布農族 Bunun、太魯閣族 Truku）及新住民多元文化紋理，年均吸引參觀人次約3萬至5萬。

環境承載力評估
玉里鎮觀光發展之環境承載力面臨以下幾點關鍵考驗：
1.  陸域生態壓力：南安遊客中心及瓦拉米步道屬玉山國家公園範圍，遊客集中於前段步道，假日人潮可能對局部棲地造成干擾（如噪音、垃圾、步道土壤壓實）。國家公園管理處已實施入園申請及總量管制（如瓦拉米步道山屋住宿申請），為重要之承載力管理工具。
2.  水域生態與污染風險：秀姑巒溪泛舟活動產生之廢水排放（如盥洗設施）、垃圾棄置，以及遊憩行為對河岸植被之影響，需持續監控。夏季高密度之泛舟舟艇，亦可能對水域生態造成累積性衝擾。
3.  文化遺址與社區干擾：觀光發展若未妥善規劃，可能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文化景觀構成無形衝擊。藝術季等活動引入之外來人流，亦需與當地居民日常生活取得平衡，避免衍生交通擁堵、寧適度下降等問題。
4.  基礎設施負荷：如前所述，旺季期間之住宿、餐飲服務量能接近上限。聯外交通仰賴臺9線及臺鐵，連續假日易壅塞，影響旅遊品質與在地居民通行。廢棄物處理系統及自來水供應於尖峰時段之負荷，亦需納入長期評估。

綜合而言，玉里鎮觀光旅遊業具備清晰之資源特色，然其發展高度依賴脆弱之自然生態與有限之公共設施。現階段遊客量體雖未達全面性環境超載，但於特定熱點（國家公園入口、泛舟河段、連續假日之鎮中心）已顯現時空集中之壓力。未來觀光策略應以「總量管理」與「分流引導」為核心，強化生態旅遊規範、發展非尖峰旅遊產品，並提升廢水與廢棄物處理設施之效能，以確保觀光發展與環境永續及社區福祉得以並行。

7.6 財政概況

玉里鎮之財政結構，深刻反映其作為東部農業鄉鎮與區域中心之雙重特徵，並受其地理區位、產業型態及人口結構所形塑。整體財政規模有限，對上級政府補助之依存度極高，財政自主性顯著不足，此為其財政概況之核心特徵。

歲入規模與結構分析
依據近年決算資料，玉里鎮公所歲入總額常年維持於新台幣 8 億元至 10 億元 區間。歲入結構呈現高度倚賴補助款之態勢。其中，補助及協助收入 占比常年超過 70%，部分年度甚至逼近 80%。此類收入主要源自花蓮縣政府與中央政府之計畫型補助及一般性補助款，用以支應重大基礎建設（如道路橋梁養護、排水系統改善）、社會福利政策（如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相關福利）以及各項法定義務支出。
自籌財源 部分，主要包括稅課收入、規費收入、財產收入及營業盈餘捐獻。其中，稅課收入以地價稅、房屋稅、契稅為主，然因鎮內工商業活動不若西部都會區活躍，且主要產業為農業（水稻、金針、文旦柚等），稅基相對薄弱，致稅課收入占歲入比例僅約 10%-15%。規費收入（如清潔規費、使用規費）與財產收入（如公有財產租金、孳息）占比亦低，合計約 5%-10%。整體而言，玉里鎮之自籌財源比例 常年低於 30%，顯示其財政收入極度缺乏內生動力。

歲出規模與配置取向
歲出總額與歲入規模相當，約在 8 億元至 10 億元 之間，預算執行以維持基本政務運作與公共服務為首要。歲出項目中以經濟發展支出與社會福利支出為大宗。經濟發展支出主要用於前述仰賴補助之基礎工程建設，以及農業發展、觀光推廣（如玉里鎮特有之「赤科山金針花海」、「安通溫泉」觀光動線維護）。社會福利支出則因應人口結構高齡化及原住民族（主要為阿美族 Amis 與布農族 Bunun）比例約占全鎮人口四成之社會特徵，在長照服務、幼兒補助、原民文化與福利措施上編列相當預算。此外，一般政務支出（人事費、行政運作）與教育文化支出亦佔一定比例。歲出配置顯示其財政資源主要用於回應基礎民生需求與社會穩定，發展性投資受限于財源而較難主動規劃。

財政自主性評估與結構限制
綜合歲入歲出結構，玉里鎮之財政自主性屬於「極度依賴型」。自籌財源比例低落，意味著鎮公所可自主調配、用以應對地方特定需求或進行長期規劃的彈性財力嚴重不足。財政運作高度繫於上級政府之補助政策與額度，形成「補助依存型財政」之典型結構。
此一結構性限制根源於多項與地理、產業相關之因素：
1.  經濟稅源狹窄：鎮內產業以初級農業及觀光服務業為主，缺乏高附加價值之工商產業，導致稅基成長緩慢且不穩定。縱有「玉里米」等知名農產品牌，其經濟效益多歸於農民與銷售商，轉化為地方稅收之比例有限。
2.  公共服務成本高昂：玉里鎮地處花東縱谷南段，面積廣闊（約252.3719平方公里），聚落分散，加上地形因素（如樂合、松浦等里位於海岸山脈西側），使得基礎設施建設與維護（如道路、自來水、垃圾清運）之單位成本高於平原地區，必須仰賴大量補助款方能維持基本服務水準。
3.  法定社會福利負擔：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及各項社會福利法令（如《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福利措施）之實施，鎮公所配合辦理之相關支出具有強制性與成長性，然此部分財源多須仰賴上級政府補助支應，加重其財政依賴。
4.  大型建設投資乏力：對於能帶動產業升級或創造長期收益之中大型發展計畫（如觀光景點深度開發、農產加工設施升級），鎮公所因自有財力不足，幾乎完全需爭取中央或縣府之專案計畫補助，主導權與時程掌握度低。

綜上所述，玉里鎮之財政概況呈現典型農業偏鄉與東部區域之特徵：歲入規模有限，結構上高度仰賴上級補助；歲出側重於基礎建設與社會福利之維持；自籌財源能力薄弱導致財政自主性嚴重不足。此「補助依存型財政」結構，雖能確保基本政務與公共服務之運轉，但從根本上限制了地方自治團體依據在地條件（如觀光資源、農業特色、原民文化）進行主動、彈性與長期發展規劃之能力，成為其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關鍵瓶頸。財政結構的轉型，有賴於核心產業的升級與新興稅源的開拓，然此過程深受區域整體發展條件之制約。

 

第八章 空間環境與設施

8.1 土地利用概況

玉里鎮之土地利用型態深刻反映其自然環境制約、歷史發展軌跡與多元族群結構。根據最近期之土地統計資料（基於民國110年左右之數據），全鎮總面積約為25,239.38公頃。各類土地使用面積及占比大致如下：森林用地占絕對主導地位，面積約20,455公頃，占比高達81.0%，主要分布於鎮域東側之海岸山脈與西側之中央山脈山區，此乃受制於全鎮超過80%為山坡地之地形條件。農業用地（包括耕地、牧地等）面積約2,980公頃，占比約11.8%，集中於花東縱谷平原之精華區段，即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沿岸之沖積平原。建築用地（包括住宅、商業、工業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為875公頃，占比約3.5%，主要集中於玉里都市計畫區內及縱谷沿線各村落。其餘為交通用地、水利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

在原住民保留地制度方面，玉里鎮為花蓮縣內原住民保留地面積較大的鄉鎮之一。全鎮範圍內劃設之原住民保留地總面積約為8,600公頃，主要分布於東側海岸山脈之德武、觀音、松浦等里，以及西側中央山脈之卓溪鄉交界山區，傳統上為布農族（Bunun）與太魯閣族（Truku）之生活領域。此制度源於日治時期之「番人所要地」規劃，國民政府來臺後繼承並修訂為「山地保留地」（後改稱原住民保留地），其土地所有權屬中華民國，依法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管理，並登記為「公有原保地」，使用權則可設定予具原住民身分之個人或團體。此制度對玉里鎮之空間結構影響深遠，一方面維繫了原住民族群與傳統領域之連結，另一方面也因土地權屬複雜、開發限制較多，影響了地區之經濟發展模式與基礎設施建設。目前，許多原保地已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完成土地權利審查，部分取得所有權狀，但仍有大量土地維持租約狀態。

超限利用問題主要發生於坡度較陡之原住民保留地或國有林地邊緣。由於縱谷平原耕地有限，部分農民為發展經濟價值較高之作物（如山蘇、檳榔、生薑或高冷蔬菜），於山坡地進行開墾，時有超越「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所定之「宜林地」、「加強保育地」等坡度限制（通常指坡度超過28%或30%以上）之情形。此類利用雖在短期內帶來收益，但易導致土壤沖蝕、地質不穩，並可能影響下游平原區之農業與聚落安全。主管機關（如水土保持局、林務局）雖有取締與輔導轉作之措施，但因涉及族人經濟生計與歷史開墾事實，治理上具相當複雜性。

玉里鎮的都市計畫區範圍，主要係指「玉里都市計畫」。該計畫於民國62年發布實施，歷經數次通盤檢討，計畫總面積約為578公頃。其範圍北大致以秀姑巒溪為界，南至玉里大橋及福音山莊附近，東至海岸山脈西麓台地邊緣，西至玉里車站以西之鐵路沿線。此計畫區為全鎮政治、經濟與服務機能之核心，鎮公所、主要醫療機構（如玉里慈濟醫院）、高中職、大型超市及主要商業活動均集中於此。區內土地使用分區主要包括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以榮民醫院南側之小型工業區為主）、公共設施用地（如學校、公園、市場）及農業區。值得注意的是，計畫區內仍存在相當比例之農業區，呈現城鄉交雜之景觀。此外，鎮內其他人口聚居點如三民、樂合、大禹、松浦等地，並未納入都市計畫，其發展依循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區編定進行管制。總體而言，玉里鎮之土地利用呈現鮮明的「山海夾峙、聚落集中縱谷」的空間格局，並在制度層面交織著一般地政、都市計畫與原住民保留地等多元且複雜的管理體系。

8.2 交通運輸

第八章 空間環境與設施

8.2 交通運輸

玉里鎮的交通運輸系統深刻地受其自然地理與區域發展歷史所形塑。鎮域坐落於花東縱谷（Huadong Valley）中段，東臨海岸山脈，西倚中央山脈，此一狹長封閉的地形條件，決定了其交通動線主要為南北縱向。歷史上，玉里因位於縱谷中心位置，曾為重要的區域行政與物資集散中心，鐵路與公路的建設早於日治時期便已奠定基礎。然而，這種地理區位在當代也凸顯出其聯外通道單一且脆弱的特徵。

聯外公路系統方面，省道台9線（縱谷段）為貫穿玉里鎮南北的唯一幹道，承擔了所有過境交通與本地聯外運輸功能。此幹道北經瑞穗鄉通往花蓮市，南經富里鄉連接臺東市，全線雖已拓寬並部分路段進行改善，但其脆弱性極為顯著。首先，台9線沿秀姑巒溪溪谷修建，線形多彎且地質不穩，極易受颱風、豪雨誘發之土石流與落石影響而中斷。其次，鐵路與公路在縱谷內近乎平行共構，每當鐵路因災害中斷需啟動公路接駁時，所有運輸壓力瞬間轉移至台9線，其容量與可靠性不足的問題立即浮現。東西向聯外道路則極度缺乏，僅有玉長公路（台30線）一條穿越海岸山脈通往臺東長濱鄉，為鎮內通往東海岸的唯一通道。此公路雖便利了區域連結，但其通過之玉長隧道地質複雜，同樣面臨邊坡災害風險，一旦封閉，玉里將失去東向出口。此外，縣道193線沿海岸山脈西側蜿蜒，主要服務沿線聚落，並非高效率之聯外替代道路。

聯外鐵路系統以臺灣鐵路公司（TRA）的臺東線為主幹。玉里站設立於1917年，現為二等站，是北花蓮（吉安、壽豐）與南花蓮、臺東間的重要節點。然而，其鐵路服務存在結構性限制。普悠瑪號與太魯閣號等傾斜式列車因路線規格與營運策略，均未停靠玉里，導致玉里往返北部都會區的鐵路旅行時間相對較長，削弱了其鐵路運輸的競爭力。鐵路系統的脆弱性與公路相似，路線緊鄰地質敏感區，歷史上多次因重大自然灾害（如2016年尼伯特颱風、2022年0918地震）導致橋梁損毀、軌道變形而長期中斷，再次印證了此單一廊道的高風險性。

大眾運輸服務的班次與涵蓋率，反映了玉里鎮作為人口外流嚴重的鄉鎮（2023年人口約22,000人）的現實。鐵路列車班次每日約20餘班次北上花蓮、南下臺東，離峰時段班距可能長達1.5至2小時，難以滿足密集的通勤需求。公路客運主要由統聯客運、「臺灣好行」玉長豐濱線及部分花蓮客運路線提供。統聯客運「【1131】花蓮－玉里」路線每日僅有零星班次；「臺灣好行」玉長豐濱線主要服務觀光需求，班次亦不密集。至於鎮內公共運輸，僅有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DRTS），覆蓋率與便利性有限，居民高度依賴私人運具。

內部道路瓶頸問題集中於鎮市區與主要農業村落。玉里市區呈棋盤狀路網，主要幹道為中山路（台9線穿越段）與中華路。在平日，中山路與中華路之交匯路口、以及中山路與民國路路口常因車流量大及兩側商業活動密集而形成壅塞點。假日或連假期間，過境車流與觀光人潮匯入，此壅塞更為嚴重。此外，鎮內許多通往河床便道、農地或山邊聚落的道路（如客城鐵橋周邊道路、長良地區農路）寬度不足，路況品質參差，大型農機具或車輛交會困難，形成隱性瓶頸。在主要聯外幹道中斷時，這些內部道路無法承擔分流替代功能，加劇交通癱瘓。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交通運輸高度依賴單一廊道（台9線與臺東線鐵路），此廊道因地形與地質條件而先天脆弱。大眾運輸服務量能不足，強化了私人運具的依賴，而內部路網結構在面臨主幹道災損時缺乏韌性。任何發生於此南北廊道上的重大災害，均可能立即使玉里鎮陷入對外交通孤立狀態，此為其空間環境中最關鍵的系統性風險之一。

8.3 重要公共設施

玉里鎮作為花蓮縣南區之區域中心，其重要公共設施之配置，除服務鎮內人口外，亦兼具輻射周邊鄉鎮之功能。本節將依序概述行政、農業金融、治安防災及供水排水等關鍵設施之分佈與現況。

一、行政中心
玉里鎮之核心行政機關為「玉里鎮公所」，位於玉里鎮中山路二段156號。該建築為鎮政之中樞，負責綜理全鎮民政、建設、財政、社福等業務。同位於鎮公所行政園區或鄰近區域之機關包括「玉里鎮民代表會」、「花蓮縣玉里戶政事務所」及「花蓮縣玉里地政事務所」，形成行政服務集中區塊，便利民眾洽公。此一空間配置強化了玉里鎮作為花蓮縣縱谷南段行政服務核心之地位。

二、農業與金融核心：玉里鎮農會
玉里鎮農會為影響鎮內經濟與農業發展至關重要之機構，其本部位於中山路二段166號。農會信用部提供在地主要之金融儲貸服務，對支應農民生產資金至為關鍵。此外，農會附設之碾米廠（玉里鎮大同路210號）為處理在地重要農產「玉里米」之核心設施，其加工與銷售體系直接連結在地稻農。該農會之運作深植於本地稻作、金針、文旦等農業經濟，其歷史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現有主要建築體於1990年代完工，為鎮內重要之地標性與功能型建築。農會亦設有農藥、肥料販賣部及推廣部門，提供農業產銷技術支援，並取得CAS有機米產銷認證，具備產業領導角色。

三、警政與消防據點
玉里鎮之治安與災害防救體系，依人口分布與地理特性設置。警政方面，主管機關為「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位於民族街3號，下轄玉里、春日、三民、觀音、樂合等派出所，以及位於山區之卓樂派出所，服務範圍涵蓋平地區域及部分原住民部落。為強化偏遠原住民部落之治安，於部分部落設有警察勤務所在（如Truku德鲁固族部落）。
消防救災任務由「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負責，主力據點為「玉里消防分隊」，位於民族街52號。鑑於玉里鎮地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之縱谷區，地震活動頻繁，且轄區涵蓋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陡峭地形，易生山區事故與自然災害，該分隊配備山域、水域及車禍救助等特殊救災裝備，並負責支援南區鄉鎮之重大災害搶救。

四、自來水供水與污水處理現況
玉里鎮之公共給水系統主要依賴「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玉里營運所」所轄之玉里系統。主要水源取自清水溪及豐坪溪地表水，經玉里淨水廠（位於樂合里）處理後供應。然而，供水普及率存在顯著之地域差異。鎮中心及主要聚落（如啟模里、中城里、國武里）已布設完整之公共給水管網，供水相對穩定。但在東側海岸山脈及西側中央山脈之原住民部落，受限於地形與聚落分散，長期以來多依賴「簡易自來水系統」。
簡易自來水系統多由部落社區自行或偕同公所管理，水源通常為山涧溪流，經簡易沉砂、過濾後，透過PVC或HDPE管線輸送至家戶。此類系統普遍面臨水源穩定性受季節降雨影響、管線老舊、缺乏專業維護與淨化設備等挑戰。許多部落之輸配水管線已敷設超過20年，存在管材劣化、接頭漏水、水壓不足等問題，導致供水效率低落與水資源浪費。部分地區如卓溪鄉交界附近之部落，在枯水期仍存在缺水風險。
污水處理部分，玉里鎮目前僅鎮中心市區擁有較為集中之下水道系統，生活污水經匯集後，輸送至位於民國路一段之「玉里水資源回收中心」（約2008年啟用）進行二級生物處理。然該系統之用戶接管率仍有提升空間，許多非市中心區之住宅仍依賴化糞池等個別處理設施。至於廣大之農村地區與原住民部落，則完全缺乏公共污水收集與處理系統，生活污水依賴化糞池或直接排放，對周邊環境與地下水體構成潛在影響。

綜上所述，玉里鎮之公共設施呈現「核心區集中完善」與「邊陲及山地部落不足」之雙元特徵。行政、農經、警消等設施確立了其區域中心功能，然在水資源基礎建設上，特別是山地部落之自來水管線老舊與污水處理闕如，為亟待正視之環境與公共衛生課題，此一落差亦反映了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脈絡對公共資源分配之深遠影響。

8.4 住宅概況

玉里鎮的住宅概況深刻反映了其作為花東縱谷（Huadong Valley）農業鄉鎮、區域交通節點，以及經歷產業與人口結構轉型的歷史軌跡。本節將從住宅型態、建築年代結構、空置狀況以及傳統建築保存等面向進行分析。

住宅型態與分布
玉里鎮的住宅型態以「獨棟透天厝」為絕對主流，此型態與鎮民長期以來的土地使用習慣、家族居住觀念及相對寬裕的建地供給密切相關。此類建築多為二至四層樓之鋼筋混凝土結構，屋齡分布範圍廣。此種型態普遍分布於鎮內各里，尤其在非核心區域更為顯著。
「公寓大樓」或集合式住宅的數量相對稀少，主要集中在玉里市區（中城、啟模、泰昌等里）的少數街廓，多為五層樓以下之舊式公寓，新建之高層集合住宅極為罕見。此現象與鎮內人口規模、就業型態及房地產市場需求有關。此外，鄉村地區存在為數不少的「農舍」，其建築型態雖亦多為透天厝，但通常附有較大之庭院或農作空間，散見於河東、河西洋區域的農業地帶。
另一項重要的住宅型態為「平房式傳統民居」，包括閩客式三合院、一條龍屋舍，以及原住民族傳統家屋。此類建築多屬較早興建之老屋，是理解玉里鎮開發史的重要物質載體。

建築年代與老屋比例
根據建築法規沿革及現地調查推估，玉里鎮住宅存量中，屋齡超過40年（即約在1984年以前興建）之「老屋」占總體比例顯著。此一現象可歸因於數個歷史階段：日治時期（約1895-1945年）的市街規劃與官舍建造，形成了鎮中心棋盤狀街道的基礎，該時期留存之木造日式宿舍（如部分舊醫院、鐵路宿舍遺構）雖多已改建或嚴重損毀，但區位格局影響深遠。戰後至1970年代，伴隨林業、糖業與農業發展，人口移入形成一波建築潮，此階段興建之加強磚造或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構成當前老屋的主要部分。
參照全國房屋稅籍資料與地方戶政統計交叉分析，玉里鎮屋齡超過30年的住宅比例可能超過總量的六成，其中屋齡超過50年的比例亦不容忽視。這些老屋面臨結構老化、設施不符現代需求（如無電梯、管線老舊）等問題，且多位於人口外流嚴重的村落，修繕動力不足。

空屋率趨勢
玉里鎮的空屋率呈現長期緩步上升的趨勢，此為區域人口結構變遷的直接空間映照。根據戶政及房屋稅籍資料分析，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鎮內人口自然增長轉為負值，以及青壯年人口外移至西部都會區求學就業，住宅需求逐漸減緩。空置住宅主要來源包括：繼承後無人常住之祖厝、於西部置產後閒置的原住所，以及鄉村地區因整戶遷出而完全閒置的農宅。
空屋的分布具有空間差異性：市中心商業活動衰退的街區、偏遠村落（如樂合、松浦、觀音等里部分區域）空置現象較為明顯。然而，需注意部分空屋屬「季節性使用」，例如都會區子女於年節返鄉使用，或作為都市人的第二居所（雖在玉里此現象不若東部其他觀光熱區普遍），此類房屋在稅籍與調查中可能被歸類為空屋，但並非全年閒置。近年來，雖有極少量因退休移居或追求田園生活者購置老屋進行改造，但此一趨勢尚未能扭轉整體空屋率上升的結構性問題。

傳統建築保存情況
玉里鎮的傳統建築保存面臨嚴峻挑戰，但仍有局部成果與持續的社區努力。傳統建築可大致分為兩類：
1.  閩客傳統民居： 鎮內如源城、長良、大禹等舊部落，仍零星散見以紅磚、木構、黑瓦為特色的三合院或單伸手農宅。多數因後代遷出而缺乏維護，屋頂坍塌、牆體傾頹者眾。少數由家族後代或文化意識較高的屋主進行修繕，但仍屬私人產權的自主行為，缺乏系統性的普查與公部門資源挹注。目前並無任何一處閩客傳統民居被指定為文化資產。
2.  原住民族傳統建築： 主要以阿美族（Pangcah）傳統家屋為代表。隨著現代化，傳統的竹木構造茅草家屋（luma’）已幾乎不作為日常居住使用。保存工作主要體現在「文化復振」的框架下：
    *   部分部落（如哈拉灣部落）於聚會所（sifaran）旁，仿傳統工法重建展示用的家屋，作為文化教育與祭儀空間。
    *   極少數家族於自宅旁搭建縮小版的傳統屋舍，作為倉庫或工寮，保留了部分建築語彙。
    *   位於樂合里的「學田」（Canglah）遺址範圍，其相關歷史場域雖非居住建築，但涉及原住民土地歷史，是另一層次的傳統空間保存議題。

綜上所述，玉里鎮的住宅概況呈現「高齡化」與「空置化」並行的特徵，其住宅型態反映了農業社會的空間慣習。傳統建築的實體保存狀況不佳，凸顯了在人口老化與外流背景下，文化資產維護所面臨的資源與技術困境。未來的住宅政策與文化保存策略，需正視此種人口結構與建築存量之間的深刻連動關係。

 

第九章 環境課題與發展方向

9.1 自然環境課題

玉里鎮位於花蓮縣南部，為一座典型的縱谷平原鄉鎮，東臨海岸山脈，西接中央山脈，秀姑巒溪貫穿全境。此獨特的地理位置與地質條件，使其自然環境課題具有顯著的內陸山區與河川特性。以下就極端氣候風險、防災韌性，以及全球性環境變遷之間接影響進行分析。

一、極端氣候風險趨勢
玉里鎮面臨最主要的極端氣候風險為「強降雨」及其引發之複合型災害。根據近三十年氣象資料分析，影響台灣之颱風路徑雖有變化，但單日降雨強度超過350毫米之極端事件發生頻率有增加趨勢。此趨勢對地質條件脆弱之玉里鎮構成嚴峻挑戰。
歷史上，重大災害多與颱風強降雨直接相關。例如，2009年莫拉克颱風雖非直接侵襲，但其引進之西南氣流仍導致秀姑巒溪水系水位暴漲，造成沿岸農地淹沒。2012年蘇拉颱風帶來的豪雨，更於赤科山、六十石山等山坡地農業區引發大規模土石流與道路中斷，暴露山坡地過度開發的脆弱性。此外，2018年0206花蓮地震（震央位於近海，但對縱谷區域影響顯著）導致玉里鎮部分地區出現土壤液化現象與建物損毀，揭示地震與極端降雨疊加可能引發之災害放大效應。
氣候暖化亦可能加劇旱澇交替現象。冬季春初的乾旱期若延長，將影響農業灌溉用水，並增加森林火災風險，尤其於海岸山脈西側之林地。夏季集中之豪雨則使秀姑巒溪及其支流（如樂樂溪、清水溪）之洪峰流量更為急遽，對河道兩側之聚落（如樂合里、松浦里）與基礎設施構成持續威脅。

二、防災韌性評估
玉里鎮之防災韌性建設與挑戰並存。在硬體設施方面，主要河川已築有堤防，如秀姑巒溪玉里大橋上下游段之堤岸。然而，部分支流野溪及老舊區域排水系統仍無法承受極端降雨之負荷，易致溢淹。山坡地社區，特別是原住民族部落（如布農族Bunun之卓溪鄉鄰近山區部落，部分生活圈與玉里鎮緊密相連）之聯外道路，抗災能力普遍不足，災後易成孤島。
在軟體與社會韌性方面，公所已建置災害應變計畫與疏散避難地圖，並定期進行演練。地方社區，尤其原住民族社區，保有傳統的環境知識與災害應變經驗，例如阿美族Pangcah對於河川水位變化的觀察。然而，人口老化與青年外流削弱了社區自主防災的人力基礎。此外，境內有多處潛在的土石流高風險區與活動斷層（如玉里斷層），但居民之風險意識與相應的土地利用調整之間仍有落差。
預警系統依賴中央氣象局與水土保持局之發布，對於瞬間致災性豪雨之反應時間仍顯緊迫。整體而言，韌性建設多集中於災中應變與災後復原，在事前減災與調適策略，特別是針對氣候變遷的長期性土地利用規劃方面，尚有強化空間。

三、海平面上升與海岸侵蝕之潛在影響
玉里鎮為內陸鄉鎮，距太平洋海岸線直線距離約15至20公里，中間隔有海岸山脈。因此，海平面上升並不會對玉里鎮造成直接淹沒之威脅。然而，其「潛在影響」將透過「水文系統回溯」與「生態系統連動」間接顯現。
首要影響路徑為「河口基準面上升」。秀姑巒溪於玉里鎮下游約40公里處於大港口附近注入太平洋。若全球海平面持續上升（依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評估報告，中排放情境下，本世紀末可能上升約0.5至1公尺），將導致河口段水位抬高，減緩秀姑巒溪整體坡度，可能產生「迴水效果」。此效應將回溯影響中上游，特別是玉里鎮境內的河段，導致平常水位微幅上升，洪水退去速度減緩，延長低窪地區淹水時間，並可能改變河道輸沙與侵淤平衡。
其次，海岸侵蝕加劇（花蓮豐濱鄉海岸已觀測到侵蝕現象）可能間接影響玉里鎮。海岸防護工程的強化可能改變沿岸流與漂沙，其長期影響雖複雜難測，但若導致河口地形改變，同樣會影響秀姑巒溪的排洪功能。
此外，海平面上升伴隨的海水入侵，主要影響沿海地下水層。玉里鎮之民生與農業用水高度依賴地下水（約佔總用水量之四成）及地表水。雖鎮內地下水層受海岸山脈阻隔，直接鹽化的風險極低，但若下游沿海地區地下水鹽化問題惡化，可能增加對上游淡水資源的調度壓力，間接影響水資源管理策略。
最後，氣候變遷導致的海洋生態變化（如海水酸化、暖化），可能影響秀姑巒溪河口及溪迴游生物。玉里鎮河段是重要淡水生態廊道，若河口環境劣化，將對溯溪物種如日本禿頭鯊（*Sicyopterus japonicus*）等之棲息與繁衍造成阻隔，影響流域生物多樣性，並衝擊部分依賴溪流資源的原住民族傳統生活實踐。

結論
玉里鎮的自然環境課題核心，在於其位於板塊接觸帶與陡峭地形之間的先天脆弱性，與極端降雨強度增加之後天氣候趨勢產生交互作用，主要風險為坡地災害與河川洪氾。海平面上升雖非直接威脅，但透過水文系統的連動，可能加劇既有洪患風險並帶來生態隱憂。提升韌性之方向，需整合跨尺度監測（從流域到社區）、強化預警系統與社區自主防災能量，並審慎評估在氣候變遷情境下，流域上中下游之綜合調適策略，特別是國土計畫中對於高風險地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與引導。同時，應重視並納入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TEK），作為建構地方特色防災韌性之重要基礎。

9.2 社會人口課題

玉里鎮的社會人口結構正面臨深刻且持續的轉型壓力，此一轉型主要由人口負成長、高齡化與青壯年外流等相互關聯的現象所驅動，並進一步對地方文化傳承與社會組織韌性產生深遠影響。

一、 人口結構變遷與區域發展的惡性循環

根據人口統計數據，玉里鎮總人口數自民國100年（2011年）達到約2.7萬人的高峰後，便呈現持續下滑趨勢，至民國112年（2023年）已降至約2.3萬人。此一現象的核心驅動力為自然增加率轉負（死亡人數多於出生人數）與社會增加率長期為負（遷出人口遠多於遷入人口）的雙重夾擊。具體而言，玉里鎮的戶籍老年人口比例（65歲以上）已顯著高於全國平均，估計超過20%，而幼年人口比例（0-14歲）則持續萎縮，反映出嚴峻的高齡化與少子化問題。

此人口結構變化觸發了典型的「人口減少惡性循環」（Population Decline Vicious Cycle）。其邏輯鏈如下：1. 青年就業機會有限：鎮內產業以農業及觀光服務業為主，就業市場規模小、型態單一，難以留住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力，導致青壯年（尤其15-39歲年齡層）持續外流至花蓮市、臺北都會區等尋求發展。2. 在地消費與稅基萎縮：青壯年人口流失直接導致家庭組成減少、消費力下降，連帶影響本地商業與服務業的營運活力，地方政府稅收基礎亦隨之薄弱。3. 公共服務成本攀升與質量挑戰：在高齡化社會下，醫療、長照、社會福利等需求急遽增加，然而同時，學齡人口減少迫使學校面臨減班、併校甚至廢校的壓力（例如鎮內部分國民小學的學生人數已降至百人以下），使得教育資源配置出現困境。公共服務維繫成本增高與質量可能下滑的預期，反過來又削弱了育齡家庭留鄉或返鄉的意願，加劇少子化與外流，形成難以突破的負面迴圈。此一循環在玉里鎮的地理條件下（位於花東縱谷南段，相對偏遠）更為顯著。

二、 多元族群語言與文化的傳承危機

玉里鎮為多元族群共居之區域，主要族群包括閩南人、客家人、外省族群，以及原住民族群—主要為阿美族（Amis）與布農族（Bunun），另有少數太魯閣族（Truku）與撒奇萊雅族（Sakizaya）。人口結構的劇變直接加劇了族群語言文化的傳承危機。

首先，客語作為本地重要的漢族方言，其使用場合在過去數十年間已大幅限縮至家庭內與高齡社群中，年輕世代能以流利客語溝通者比例持續下降。更為迫切的是原住民族語的存續挑戰。以阿美族語與布農族語為例，這兩種語言均屬南島語系（Austronesian），但分屬不同語群。在玉里鎮的部落中，族語的使用現況呈現「世代斷層」：族語流利者主要集中在65歲以上的長輩；中年世代雖能理解，但日常多以國語或臺語交談；青年與兒童世代則多僅能使用少量單字或問候語。造成此現象的主因，除過去國家語言政策影響外，直接與當代社會人口變遷相關：1. 家庭傳承場域失效：青壯年父母外出工作，兒童多由可能較少使用族語的祖輩照顧，或父母本身族語能力已不足，導致家庭作為母語傳承第一現場的功能弱化。2. 部落語言環境稀釋：人口外流與移入（包括婚配與就業）使得部落內使用族語進行日常溝通的密度與頻率降低，年輕族人缺乏沉浸式的語言環境。3. 文化實踐機會減少：許多與語言緊密綁定的祭儀、歌謠、神話講述等文化實踐，因熟知儀軌與古調的長者凋零、以及參與人口不足而簡化或難以舉行，進一步削弱語言學習的動機與載體。

三、 傳統部落組織與社會連結的弱化

玉里鎮的原住民族部落（例如阿美族的春日、松浦、觀音等部落），其傳統社會運作核心植基於年齡階級組織（阿美族稱之為kapot，布農族雖無嚴謹年齡組織，但有以男子會所為中心的社會制度）與祖靈信仰體系。然而，當前的人口外流與社會變遷，正導致這些傳統組織功能逐漸弱化。

年齡階級組織原本擔負部落勞務分配、祭儀執行、秩序維護與知識傳承的關鍵角色。青壯年男性的大量外流，使得各階級難以維持足夠的常駐人力，導致在籌備重要祭典如阿美族的Ilisin（豐年祭）或布農族的Malahodaigian（射耳祭）時，面臨人力短缺、儀式知識銜接困難等問題。許多場合下，祭儀的舉行不得不依賴返鄉的遊子，但他們因長期在外，對儀式細節與文化深意的掌握可能不足，使得祭儀形式化或縮減。此外，傳統組織中權威長者（如頭目、祭司）的決定與教導，在現代法律、行政體系與個人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其約束力與影響力對年輕世代而言已不如以往。

同時，人口結構老化意味著保有傳統知識、工藝（如藤編、狩獵技巧）、生態智慧（如野菜採集、河川漁撈）的長者正在快速減少，而潛在的傳承者（青壯年）卻不在部落，造成文化斷層的風險加劇。部落作為一個集體行動與社會支持緊密網絡的功能，也因此受到影響，削弱了社區共同應對環境變遷或外部衝擊的內在凝聚力。

結論而言，玉里鎮的社會人口課題不僅是數字上的減損，更是連帶引發地方經濟活力衰退、公共服務維繫困難、多元文化資產面臨傳承斷裂，以及傳統社會組織解組的複雜系統性挑戰。這些課題相互纏繞，必須置於玉里鎮作為東部區域中心鎮（過去因交通與農業匯集而成型）的角色轉型脈絡中來理解，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勢必需要針對此惡性循環的關鍵節點，進行跨層面的整合性思考與對策規劃。

9.3 產業發展課題

玉里鎮之產業結構長期以第一級產業為主體，輔以近年積極發展之觀光服務業。然而，此產業模式面臨多重結構性阻礙，深刻影響在地經濟之韌性與永續性。

一、農業生產之市場波動與結構脆弱性
作為花東縱谷核心農業區，玉里鎮農業產值主要依賴水稻、文旦柚及有機作物。全鎮水稻種植面積約佔花蓮縣四分之一，文旦柚栽培面積逾400公頃，年產量可達7,000公噸。然其農業經濟面臨以下根本性挑戰：
1.  生產端受自然與成本雙重制約：縱谷地形雖利於耕作，但極端氣候事件頻率增加，如颱風侵襲導致文旦柚落果、水稻倒伏，造成年度產量不穩定。此外，生產資材成本逐年攀升，東部運輸成本較西部高出約15-20%，壓縮農民收益空間。
2.  市場端缺乏定價主導權與多元通路：大宗農產品如水稻，價格受「公糧收購制度」及國內外市場行情主導，農民議價能力薄弱。文旦柚雖具地方特色，但銷售高度依賴中秋節慶市場，季節性需求集中導致價格波動劇烈。有機農業雖自1990年代逐步發展，然驗證成本高、東部地區有機專責處理設施不足，致使產品多以初級原料形式外銷，附加價值難以提升。
3.  產業鏈整合度不足：農產品加工層次普遍偏低，鎮內缺乏大型農企業或合作社進行系統性之品牌化、分級、加工與冷鏈物流整合，致使產業利潤多外流至中下游行銷端。

二、觀光產業之季節性落差與基礎設施限制
玉里鎮觀光資源以自然景觀（玉里斷層、秀姑巒溪、瓦拉米步道）、地質奇觀（安通溫泉）、農業景觀（赤柯山金針花海、稻田畫）及原住民文化（鎮內有阿美族Amis、布農族Bunun等族群聚落）為核心。然觀光發展呈現顯著「旺季過載、淡季蕭條」之現象，其結構性成因如下：
1.  資源之時間性高度集中：最具吸引力之自然景觀如赤科山金針花海，最佳觀賞期僅限於每年8月至9月；農業景觀亦隨水稻耕作期呈現明顯季節變化。導致全年遊客量逾六成集中於夏季及初秋，其餘月份旅遊服務設施利用率低下。
2.  觀光服務層次與體驗深度待提升：現有觀光活動多以靜態欣賞與溫泉泡湯為主，缺乏深度文化體驗（如原住民山林智慧、傳統祭儀文化）與四季皆宜之生態旅遊產品（如地質解說、賞鳥、夜觀）。安通溫泉區開發較早，部分設施老舊，整體渡假環境品質有待升級。
3.  交通可及性與區域連結瓶頸：玉里鎮雖為臺鐵花東線之重要節點，然對外主要依賴臺9線公路與鐵路。聯外大眾運輸班次有限，鎮內景點分散，且缺乏完善之環鎮接駁系統或低碳運具租賃服務，導致自由行旅客移動不便，難以延長停留時間。

三、青年人力返鄉與留鄉之結構性瓶頸
產業發展的困境直接加劇人口結構問題，形成青年人力「外流易、返鄉難」的惡性循環。
1.  就業市場狹窄與薪資落差：鎮內就業機會高度集中於初級產業與基礎服務業，缺乏多樣化且具成長性的職缺，特別是技術性、管理性及文創相關工作。薪資水準相較於西部都會區存在顯著差距，平均約低20-30%，難以吸引青年返鄉定居。
2.  創業支援系統與市場腹地不足：雖有青年返鄉從事有機農業、民宿經營或文創工作，然面臨融資管道有限、行銷知識不足、產品市場測試空間小等挑戰。玉里鎮總人口數不足2.5萬，在地消費市場規模有限，新創事業若無法有效連結外部市場，存活率偏低。
3.  社會資本與產業生態系薄弱：傳統產業轉型緩慢，與新創觀念較難接軌。地方支持系統（如育成中心、業師輔導、跨領域合作平台）尚未健全，青年返鄉後易陷入單打獨鬥之境。此外，生活機能、教育資源（特別是高等教育與職業訓練機會）及數位網路環境與都市存在差距，構成隱性生活成本。

結論
玉里鎮的產業發展課題，實為自然條件、歷史路徑依賴、地理區位與全球經濟脈動交互作用下的結構性現象。農業部門需突破初級生產的定位，觀光部門須解決季節性依賴，而兩者共同的關鍵在於能否創造足以吸引並留住青年人才的優質就業機會與生活環境。這些課題彼此環環相扣，任何單方面的介入若未考慮其系統性關聯，成效恐將受限。未來發展方向的擬定，必須正視這些深層的結構性阻礙，尋求系統性解方。

9.4 發展展望

基於前述環境課題之分析，玉里鎮未來之發展須建構於對其內在資源與外部條件之系統性評估上。本章節旨在提出兼具永續性與適應性之發展展望，內容涵蓋比較優勢分析、綜合性政策建議方向，以及關鍵的氣候調適策略。

一、 比較優勢分析

玉里鎮之發展潛能，根源於其不可替代的地理與人文資源組合，主要體現於以下四方面：

1.  優越的農業生產條件： 坐落於花東縱谷（Huadong Valley）核心地帶，年均溫約攝氏23度，年降水量約2,200毫米，沖積土壤肥沃。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提供穩定灌溉水源，形成得天獨厚的農業環境，為全臺重要的稻米、文旦柚產區。此一條件是發展高品質、具地域特色農產品之根本。
2.  獨特的交通與地域節點位置： 為花蓮縣南區之行政、商業與交通中心。臺鐵「玉里站」是花東線鐵路重要樞紐，北通花蓮市，南接臺東市。此區位優勢使其具備成為縱谷南段區域服務與資源整合平台之潛力。
3.  豐富多元的文化與生態景觀： 鎮內族群包含閩南、客家和原住民族群，其中原住民族以阿美族（Amis）為主，亦有布農族（Bunun）等。此多元文化背景形塑獨特的飲食、工藝與歲時祭儀（如阿美族豐年祭，Ilisin）。自然景觀上，具備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碰撞之地質意義，擁有安通溫泉、玉山國家公園南段入口（南安遊客中心）及秀姑巒溪泛舟起點等資源。
4.  具開發潛力之地熱與再生能源： 位於中央山脈板塊交界帶，安通地區之地熱潛能經初步探勘證實。此清潔能源若得妥善開發，可作為區域能源自主與產業升級之基礎。

二、 政策建議方向

為轉化上述優勢為實質發展動能，並回應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轉型需求，建議朝以下方向規劃：

（一） 農業與觀光深度整合策略
推動「農業六級產業化」，超越初級生產，整合加工、體驗與行銷。具體措施可包括：
*   建立地理標示（GI）與共同品牌： 針對玉里米、玉里文旦柚等優質農產，建立嚴格生產標準與認證機制，提升市場辨識度與價值。
*   發展農事體驗與食農教育網絡： 結合有機稻作、金針花海（赤科山、六十石山）、果園採摘等，設計季節性深度體驗行程，並與地方文化活動（如原住民野菜採集文化）連結。
*   強化旅遊服務軸帶： 以臺9線及未來花東快速公路（若開通）為軸線，整合玉里市區、安通溫泉區、南安遊客中心及周邊部落，提供完整之旅遊服務與資訊系統，延長遊客停留時間。

（二） 促進青年回流與人才培育機制
面對人口高齡化（2023年底65歲以上人口占比預估逾20%）與青年外流，需創造具吸引力之生活與就業環境。
*   支持地方創生與社會企業： 提供創業諮詢、初期營運空間（如閒置校舍活化）及小額資金補助，鼓勵青年投入特色農產加工、文化導覽、數位行銷、長照服務等領域。
*   搭建產學合作平台： 與大專院校合作，設立農業技術升級、文化資產保存、生態旅遊規劃等實習或研究站，引入學術資源並創造專業職缺。
*   改善基礎生活設施： 確保穩定高速網路覆蓋，提升醫療服務可及性（如強化玉里慈濟醫院特定科別），改善公共運輸連結，打造宜居條件。

三、 氣候適應策略

玉里鎮面臨之主要氣候風險為極端降雨引發之洪涝與土石流，以及地震地質災害。適應策略須融入所有發展規劃：
*   強化流域綜合治理與防災型土地使用： 針對秀姑巒溪及其支流（如樂樂溪、清水溪），持續進行河道疏濬與堤防加固。依據土石流潛勢溪流圖資（全鎮列管多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嚴格限制高風險區之開發行為，並規劃完善之避難路線與設施。
*   推動氣候智慧型農業（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推廣耐旱、耐淹之作物品種，輔導農民建立微氣象觀測及智慧灌溉系統，以調節水資源使用。鼓勵作物多元化栽種，降低單一作物因極端氣候受損之風險。
*   建構社區防災韌性： 定期辦理結合傳統知識（如原住民對自然徵兆的判讀）與現代科技之防災演練。強化社區自主防災組織，並確保關鍵基礎設施（如電力、通訊、供水）之備援能力。

結語

玉里鎮之未來發展，核心在於精準把握其「農業根基、區位節點、文化多元、地熱潛能」之複合式優勢，並正視「人口結構變遷、經濟模式轉型、氣候災害風險」等挑戰。發展路徑應以「永續」與「韌性」為綱，透過農業觀光的深度價值鏈整合，創造優質就業機會以吸引青年；同時，將氣候調適應變思維前置於國土規劃與產業政策中。此一過程必須是參與式的，需整合地方政府、社區組織、農業團體及學術機構之能量，方能在保有玉里鎮獨特自然與人文地景的前提下，導向一個更具經濟活力、社會包容與環境韌性的發展路徑。